日前，吉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贺电所作《平安经》引起网友热议。此书内容浅陋，思想贫乏，毫无新意，类似游戏之作，却被大肆吹捧，还由多家省属机关单位共同主办朗诵活动。有关方面正在查处此事，当事人已做出检查。

官员写书出书这个事，历来是有争议的，褒者有之，贬者也有之。依我管见，这事也不能一概而论，司马迁写《史记》，韩愈写《韩昌黎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戚继光的《武备新书》《纪效新书》，曾国藩写《求阙斋文集》《读书录》，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并流传后世。因而，有真才实学的官员出书，多多益善，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当然以不影响工作为前提。

怕就怕有些滥竽充数的官员，肚里无货，却又喜欢附庸风雅，不学无术，却爱装作博学多识，利用职权方便，出点顺口溜水平的诗集，或秘书代写的工作报告汇总，或东拉西扯、东摘西引的文化垃圾杂烩。那影响就坏了，倒了大家胃口不说，还败坏了官场风气。

在官员出书这个问题上，唐太宗的做法颇值得借鉴。开创了盛唐贞观之治的唐太宗，立德、立功，都很圆满地做到了，也就差个“立言”了。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表奏请编辑唐太宗文集。但太宗并不领情，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辞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意思是说，我的治理如果有益社会百姓，姓名自然会不朽；如果乱政害民，即使出了文集，也只能贻笑后人。梁武帝父子、陈后主和隋炀帝都有很多文章，不是很快身死国灭了么？

唐太宗不仅具有雄才大略，而且很清醒明智，不愧为一代明君令主。虽然他没有留下什么“太宗文集”，皇皇巨著，于“立言”上小有遗憾，以至于被评为“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但其历史功绩却一直被人们传诵。他所开创的盛唐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峰。

当然，如果唐太宗也出一本文集，那是很简单的事。不用他写一个字，操一点心，下属就会把编辑、印刷、发行，安排得妥妥帖帖，最后还得给他一大笔稿费。说不定还要组织研讨会，朗诵会，这也正是《平安经》出版后的套路与模式。

说实话，唐太宗若是出文集，还真是大有价值。他的治国方略，用人心得，他的历史观，创业论，他的心路里程，雄伟抱负，都值得大写特写。人家身后毕竟有一个大唐盛世在那立着呢，那经验是怎么总结都不过分，理论怎么升华都有价值。可我们某些官员呢，政绩不突出，作为不明显，却勇气十足地比着在出书，把秘书写的各种发言稿往一块儿凑凑，就敢往出版社送，也不怕“终贻后代笑”。

再说句扫兴的话，那些出了大厚本文集的官员，恐怕连“终贻后代笑”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那印刷精美的“大作”，虽被强行摊派销售到下属单位，但大多都是无人问津，没开包就进了废品回收站，无声无臭，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根本就不可能传之后代。

况且，为官一任，当立实事求是之志，去哗众取宠之心，扎实工作，服务民众，造福一方，保一方平安，那比出多少本《平安经》都重要，都有价值。而且，“文章千古事”，出书这事还不能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弄不好真的就会“终贻后代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