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其时在齐国做宰相，景某在齐国当国王。景某本姓姜，当了领导后，便改了名换了姓，叫齐景公了。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景某是真怒的，下头怒得硬邦邦的，上头毛发也怒得硬邦邦的。“召左右肢解之，敢谏者诛”，他话也是硬邦邦的。更别说，景某那心是硬邦邦冷，杀人还不行，还要将人大卸八块。景某心地狠恶，给得罪他的人定一条死路，还定了铁条曰敢谏者诛。他人的生路被堵死，言路也被堵死。

敢谏者诛，言路这样被堵死了。言路被堵死之后，怎么办呢？还有艺术表达一途。无论什么样的铁屋子，艺术都可以为语言开一条缝，有条缝会对艺术开放。批判不可以，歌颂总可以的：“古者明王圣主其肢解人，不审从何肢解始也？”领导英明，您告诉我，把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千刀万剐，应该从哪个地方开始下刀子呢？

您以为是晏子在写杀人的请示，我们却知道，这是晏子在写救人的杂文；您以为晏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屁精，我们却知道，晏子是有肝有胆的杂文家。晏子他轻磨轻磨，所磨刀锋，其锐利者，倍数胜出阁下死磨死磨，所磨出的笔锋。

真不是晏子在杀人，真是晏子在救人。晏子救了两个人，一个是齐人，晏子救了他的命；一个是景公，晏子救了他的心。听了晏子一句“明王圣主”的颂圣之语，“景公离席”，齐景公硬邦邦的下头与上头，硬邦邦的嘴头与心头，一齐柔了软了柔软了：“纵之，罪在寡人。”

晏子救了齐人之命，那是小救；救了景公之心，方是大救。救齐人命，不过是救一个人；救景公心，真个是救一国人。诚如鲁迅先生所谓：“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晏子这回，不是在改变国民精神，他是在改变国君精神。国君拥有杀伐之权，所以特别容易生杀戮之心，其杀戮心一发，便可能有万千人头落地。然则，国君也不生来就是国君，他也是人所生，他也在人生人。他心底处，也是有些人性的。唤醒国君的人性，恰是杂文家自赋的使命。

这回若不是杂文家晏子，换了一个杂文家什么子，杂文也是做出来了，做得肯定非常好，义愤填膺，正气凛然，斯时斯际，他青筋暴露，他血涌印堂，他怒发冲冠，他点着景公鼻子，大骂三天三夜，一定的，那是一篇十万加的绝好檄文。只是，他文章做出来了，点击率高了去了，打赏金也车载斗量了。唯一遗憾的是，齐人那条命可能没了。也许您不遗憾，那样的景公永远都是阁下杂文的好材料，他的凶恶，他的残暴，可以源源不断地给你提供杂文素材。

逢官僚干坏事，我们便开动嘴巴，大肆声讨，我们挥笔如挥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个，肯定是好杂文，肯定是杂文家血勇之气，气冲牛斗。把这般直通通骂娘，当杂文正宗，或是没错的，然则，把投枪与匕首当杂文唯一的正道，其他的杂文写法，都是邪路，却是错了。很多杂文家火气大，好事，寒冷的社会，需要杂文家一把冬天里的火；而设若那时，面前摆着的，是一只火药桶，杂文家却去火上浇油，杂文家是在救人，还是害人？杂文家是在救世，而是害世？

晏子是给人感觉，他是在歌颂圣主明王。您别以为他在颂圣，其杂文背面，是在批暴。真正好的杂文家，即使在颂，他也是有批的。他歌颂一种价值，反过来看，他就是在批判另一种价值。晏子这个还真不是颂什么圣，颂圣是表，批王是里，批里有颂，颂里更有批。即使看不出批，只是在颂，只要他颂的是人类真正价值，也是可以的。

很多人真喊你老师，你也自谓帝王师。官僚若做了好事，你不会也是举起戒尺打他手板吧；官僚做了坏事，您也是可以诲语谆谆。就是您自己吧，就算您是杂文家吧，我相信您会一时正确，我不相信你会一贯正确，您如何批人，您可否让人如何批你？晏子杂文似颂实批，其批判之胆，不输与你；其见识之高，不低于你；其艺术之强，大大强于你；其表达效果之佳，更完胜于你。

杂文是正气的宣示，杂文也是艺术的表达。以一肚子气来宣示正气，没问题；而以艺术来张扬正气，也不错，特定情境下，其效果比前者更好呢。杂文，当以杂文当杂文标准，而不要以写法为杂文定义域。我佛度人，既有霹雳手段，也有春风杨柳；轻与猛，批与颂，都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当有菩萨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