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时令交替，心底总有微澜泛起，去走走父亲情有独钟的第二故乡——佛堂。尽管这里不是他的桑梓地，但毕竟他曾居于斯、长于斯，并且对这里富有特殊的情感。

我们的祖籍是东阳，爷爷做木匠辗转来到义乌，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最初的生活非常艰辛，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寸地”，爷爷只能住在佛堂镇上叶村附近的庙宇、祠堂里。

父亲出生于1914年，时逢民生凋敝。我家处于底层，更是苦不堪言。七八岁时，父亲靠扶盲人走村串巷算命、乞讨聊以度日。稍长，经介绍，父亲到饮食店当学徒，一当就是近二十年。当学徒这么久，不是他榆木脑袋不开窍，而是实在没地方去，再加之他老实勤快，东家不愿放。一位朋友（人们称她为“红曼姐”）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来帮你！”红曼姐快人快语，为人诚恳热情，通过二十几家东挪西借，有的借碗，有的借麦子，有的借面板……就这样，她为父亲基本凑齐了摆摊的基本条件。

父亲没有文凭，家庭困境使他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但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对于红曼姐的帮忙，他终生铭记，逢年过节都要带着礼品去拜访。

1941年，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离开了佛堂，落户义亭。但父亲对佛堂还是情有独钟，时不时要到佛堂东家走走。每遇节假日，尤其农历十月十民俗活动（物资交流），东家必邀请父亲过去帮凑。父亲则有求必应，有时也带我去。佛堂地处码头，时不时能看到一些新鲜事物。

有一年，我们在佛堂，正巧雷雨交加，义乌江发大水，失去了往日的温顺，如同一头咆哮的巨兽。佛堂浮桥在滔天浊浪中显得渺小而脆弱。那些钢铁链条，此刻在自然伟力面前显露出疲态。它们在水下若隐若现，如同巨兽的筋骨，在暗流的冲刷下发生着肉眼难辨却致命的偏移。桥身随之起伏，发出低沉的轰鸣，与雷声交织在一起。此时，管理人员不得不撤掉铁链，把浮桥漂至岸边。我们过不了江，回不了家，真是应了旧谚：“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父亲在佛堂当学徒近二十年，习得一身好手艺，尤其是拉面，闻名遐迩，号称“牵面小弟”。他先是在义亭老火车站摆流动小吃摊，后来在义亭老街上开了饮食店，支撑全家生活。公私合营后，他担任义亭饭店副经理，后又被委任义亭车站饭店经理。父亲非常有责任心，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起得比谁都早，天不亮就先给当班的同事捞好面，到了上午九点左右，又为同事蒸好饭。就凭着这股事事抢在前头的实诚劲，他时不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不仅如此，他还为人清正。他担任饭店经理时，我和妹妹正值猛长身体的年龄，没到放学时间，肚子就唱起了空城计。好不容易挨到放学铃响，我们便急匆匆地往家里赶，来不及放下书包，就径直奔向灶台，寻找可填肚充饥之物。待晚上八九点父亲回家，我就恳求着说：“爸爸，您让我吃顿饱饭吧！”照理，饭店经理让儿子偶尔吃顿饱饭是小事一桩，可他从没有私心。

六十七个春秋的终结，谈不上“泰山”与“鸿毛”，也写不了“不朽”与“汗青”。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他没留下多少遗产，但他的为人、处事、持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而有益的精神财富。

他对佛堂的不了情，也使我们后辈对佛堂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