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福路51号，是一栋西班牙式别墅，建筑风格独特、精美，据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它占地15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买下此屋修缮一新。别墅四周筑有围墙，围墙之外是大片农田，围墙西侧院内种植了好几排葡萄藤，收获季节果实累累，常引来不少孩童翻墙采摘品尝，先翁陈望道先生因怕孩子摔伤，让学校绿化组将其移植到校内。别墅因为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复旦人称它为“绿屋”，常有同济大学学生来此写生。1956年学校领导劝说父亲从复旦大学“庐山村”（如今称复旦第一宿舍）搬出，住进此屋。他一直不肯答应，因为当时家中只有三人居住，觉得那房子太大，经过学校反复多次说明这是工作需要，最终他才勉强答应。但他提出，要将校内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搬到此楼低层办公，这个研究室即后来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所，也是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语言研究中心。研究室人员有著名的郭绍虞、吴文稘、周有光、倪海曙、李振麟、胡裕树等。

此屋后来也成了经常接待校内外贵宾的重要场所，2011年国福路51号被列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经修缮后以新貌对外开放。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诞辰135周年，为缅怀先辈、铭记历史，清明前夕我们家属应邀参加了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和校长金力带队，且有大批学生参加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祭扫活动。正如学生代表韩叙所说：来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仿佛感受到当年油灯下伏案译书的身影。

在国福路51号，我先生陪伴父亲22年，我与望道先生朝夕相处也达10年之久，每次来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触摸着那些旧物件瞬间会被无尽的思念裹挟，点点滴滴顷刻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父亲的事迹众人大多熟知，尤其经展示馆的“星火队员”们讲述。但对我婆婆蔡慕晖的故事熟悉的人可能比较少。婆婆1901年5月出生在浙江东阳一户医生之家，在家排行老大，下有5个兄弟姐妹。小学五年级时她父亲去杭州开设诊所，于是全家在杭州安家落户。因家中子女多，经济不富裕，她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杭州甲种女子职校，业余时间在教会办的工厂做工，后来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6年，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在该校附属中学任教一年；1927年起，在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英语系任教，同时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微音月刊》编辑；1928年，与大弟蔡希陶合译《世界文化史》；1935年，公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其间写作《新道德标准之建立》和雅俗共赏的《独幕剧ABC》；1937年翻译《艺术的起源》。从1984年起，商务印书馆每年都再版重印《艺术的起源》一书，同济大学把此书作为新生必修课教材。婆婆还翻译了《强者的力》《梁上君子》等。1931年，婆婆主编《微音月刊》和《女青年月刊》，1937年起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47年出席世界女青年会杭州会议，当选为世界女青年会理事，1950年任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195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外文系代系主任，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并且担任复旦校工会副主席，创办了复旦大学幼儿园。

父亲与婆婆1930年先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一则结婚启事，回到东阳蔡宅举行了一场简单、浪漫的婚礼。不放鞭炮，不办筵席，婚礼中几位小学生在风琴伴奏下歌唱《春天的快乐》，然后拍了张全家福照片，前后不到一小时。

1931年，父亲因受时局影响而离开复旦。此后，他从事出版和写作，开设大江书铺。1940年，为避免汪伪特务迫害，他从上海辗转香港去了后方重庆北碚复旦大学。1942年，他任新闻系主任，提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为了给学生一个实习场所，1944年他冒着酷暑亲自募捐，创办中国高校第一座“新闻馆”，可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

婆婆蔡慕晖因身兼女青年会总干事之职，经常去全国各地讲演，1942年至1944年间还去了国外视察交流，直到1944年下半年，一直没有父亲音信才赶到重庆，方知父亲因劳累过度病倒，从此两人再没分离。一对才华横溢、乐于奉献的伉俪，在学术上、生活上几十年如一日相互扶持。

父亲多年来养成不喜外露的性格，婆婆1962年患脑瘤做手术，1963年稍微好转后暑假去青岛休养。婆婆很喜欢街道上各种颜色的百日红（也称紫薇），回家时买了好多树苗，种植在校园、国年路两边和国福路51号的园子里。1964年，婆婆去世。每次陪同父亲出门散步前，他都会默默伫立在紫薇树前许久，每到此时，我能深深体会：他流露出对妻子无尽且难以忘怀的思念。婆婆常说，他这人像热水瓶，外面摸着冷冷的，里面可热着呢。在学校，父亲称呼婆婆蔡先生，在家里亲昵地叫“慕”。作为妻子，婆婆对父亲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好多年后，父亲仍带着歉意告诉我，每次吃苹果，婆婆总吃苹果皮，还说苹果皮的营养价值高。婆婆自己没生养过，而对前妻的子女竭尽全力供养生活和读书的费用，自己则非常节俭。每年上海出梅季节，我都会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晾晒，看到婆婆很多内衣是打补丁的。父亲默默站在一边，要我把衣服折好存放，我知道他存放的是对妻子的思念。

我先生和我有个默契的约定，无论谁下班早，都会先去父亲身边，与他讲讲当天学校的事情。1975年的一天，我下班看他黯然神伤，摸他前额不像感冒，他指了指婆婆的遗像，我问他是不是又想婆婆了。他说她的骨灰放在家里十多年了，应该入土为安。按照父亲的意愿，在小舅蔡希宁的陪同下，我们护送婆婆的骨灰到她老家东阳蔡宅安葬。

父亲对两个孙子疼爱有加，在遗嘱中特别提到“两个孙子聪明、活泼可爱，望你们引导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此，我们对孩子各方面从小严格要求，教育他们一切要靠自己努力。后来他们分别考入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作者系陈望道先生儿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