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容貌，在记忆里已有些斑驳了。但闭上眼，那气息便扑面而来：雨水溅在操场上的泥土气，旧平房屋檐下青苔的湿凉气，还有课桌木缝里，粉笔末与岁月混成的、难以言说的气味……

四十年前的树人中学，那是一座被农田与村落谦逊环绕着的中学，入眼便是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墨色最浓处，是几排灰扑扑的平房，一到冬天，冷风从窗缝里尖啸着钻进来。所谓的操场，不过是一片被脚步踏实了的黄土地：晴日里跑过，身后便拖起一尾淡淡的烟尘，雨天则成了泥淖。唯一的厕所在操场的那一头，去上个厕所，鞋底总要增厚几分。课桌是粗陋的，桌面上沟壑纵横，那是学子无意间刻下的年轮。我们便伏在这样的桌上，用笔尖追逐着一个个亮晶晶的梦。

刚到树人中学读高一那年的9月10日，正是教师节，空气里还浮动着夏末的燥热。学校举办第一次全校作文比赛，主题是“我的老师”。许是少年心气，觉得胸中有万千话语亟待倾吐，关于讲台上那清瘦而渊默的背影，关于夜色里教师宿舍窗口那常明的灯火。我只觉得笔尖追不上思绪的流淌，刷刷地写下了作文标题《小草赞》，开篇转用了当时正流行的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你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文章交了去，并未多想。直到那个午后，语文老师陈规超——一位值得我们敬仰、说话温软、年已70多的老先生，将我叫到办公室。“你有灵性，”他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文字里有光，要惜护它。”没多久，竞赛结果出来，我的作文得了一等奖，老师把获奖作文用毛笔誊写在大张的白纸上，张贴在操场边教室的墙上，让同学们观摩。那一刻，窗外老树的蝉鸣骤然退远，世界静得只剩我的心跳。作文竞赛的奖品是那个年代非常稀有的一个小小公文包，包上用红笔赫然批着“树人中学作文竞赛一等奖”。那红，像雪地里燃起的一小簇火苗，灼热地烙进我的眼里，那簇火苗，从此在我心底执拗地燃着了。

八十年代的风，是裹挟着油墨与诗行吹来的。它掠过广袤的国土，也钻进了我们这座简陋的校园。一时间，海子、北岛、顾城的名字，成了比任何方程式都更神秘的密码，在年轻的唇齿间被郑重地传递。校园里，几个高年级的“才子”振臂一呼，“浪花文学社”便应运而生。“浪花”，多贴切啊，我们不正是在时代与青春的洪流边缘，那几朵渴望跃起、渴望发出自己声音的微小水沫吗？

高二那年的春天，雨水似乎格外丰沛。一个平凡的午后，文学社社长许静生过来告诉我，以文学社的名义向《群众文化》杂志社推荐了三篇作品，其中有一首我的诗。过了不久，那期《群众文化》出版，我的那首诗，方方正正、清清楚楚地印在散发着淡淡纸香的内页上。那是我们学校发表的第一个铅字作品，老师把那首诗小心地从杂志上剪裁下来，用相框装裱了，挂在了教师的大办公室里。我那“文学梦”，仿佛在这一刻被这小小的、坚实的铅字，轻轻地，却也是永恒地，锚定了。

那些年，我们有青春，有文字和梦想。

直到如今，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文学社在许静生的组织策划下刻写、油印我们自己的一本诗集。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有的只是老旧的油印机、一筒蜡纸、一支铁笔。我的几首诗歌便排在诗集的最前面，那字迹是朦胧的，边缘晕开毛茸茸的蓝，像晨雾里的远山。我们贪婪地嗅着这新鲜的墨香，传阅着那些尚显稚拙却滚烫的诗句，仿佛捧着的不是几页粗糙的纸，而是整个世界。那深蓝的、微微润开的字迹，成了青春最本真、最浓烈的印记。

后来，我带着自己装订的“作品集”，走进了大学校园。大学的诗社，有明亮的研讨室，有铅印的社刊，有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激烈的思辨。然而，我总觉得自己诗歌的根须，依然深深扎在中学时代那泥操场之下，扎在那诗集的油墨香里，扎在语文老师那温暖的声音里。

参加工作后，诗人的桂冠终究未能落在我的头顶，命运将我引向了新闻行业。助理记者、记者、主任记者……职称的阶梯一步步向上，不变的是与文字朝夕相对的宿命。那些在中学时代被唤醒的对语言的敬畏，对真实的求索，对人间烟火的体察，恰恰成了我职业生涯最深厚的底色。

如今，四十年光阴如河水般奔流而去。母校早已迁了新址，高楼广厦、塑胶跑道，窗明几净。那泥泞的操场，那漏雨的平房，那刻满沟壑的课桌，都已在时代的推土机下化作尘埃。我的文学梦，最终没有长成参天大树，但它化作了一脉潜流，滋养了我的一生。那泥土里的星光，从未熄灭，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静静地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