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板路镌刻着老街的年轮，青砖灰瓦与雕花门楣沿街蜿蜒，红黄灯笼与金凤展翅灯组在暮色中诗意交织，氤氲热气中飘散着煎饼馃子的诱人焦香……今年春节，承载着义乌人乡愁记忆的西门老街蝶变归来，加上作为总台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核心拍摄点位之一，这场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渲染式体验，让这里一跃成为马年新春的顶流打卡地。

西门街，因坐落于城区西门而得名。而西门这一看似寻常的方位称谓，实则藏着一个雅称——迎恩门。“迎恩”二字，寄托着迎候浩荡皇恩的深意，即这是一座迎候诏书之门。古时，每有诏书经义乌江送达，使臣从西江桥码头登岸后，地方官员便早早在此恭候，“迎恩门”之名由此而来。

明崇祯戊寅（1638年），知县熊人霖主持扩建城池，创建了七门敌楼，并写下《七门诗》以颂之。其《迎恩门》一诗云：“越东甲县枕青川，稠岭通源沃野偏。春到山城开汉诏，秋祈社鼓祝公田。即看棠墅卿才见，遥俯潜溪学士传。独愧书生承世赏，催科难答赐餐钱。”

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熊人霖，字伯甘，别字鹤台，江西进贤人，兵部尚书熊明遇之子。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进士，十一年（1638年）莅任（义乌知县）……壬午（1642年），迁工部主事。”

此诗描绘了迎恩门的一幅地理人文画卷，也是一篇官员的履职心迹，呈现了熊人霖治下迎恩门的风物人情。在诗的开篇即点明了义乌的地理位置及风貌，展示了义乌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以青山为枕、绿水为席，至水势回环处耸立有“钓鱼矶”。北部的稠岭乃绣湖之源头，水源从此流出，滋润着肥沃而广阔的田野。

诗中的“偏”字，通“遍”，有“广远伸展”之意。意思是水源从稠岭流出后，养分遍布，铺展到了沿途的田野。而义乌处于金衢盆地东缘，东、南、北三面环山，中西部浅丘漫岗，向西开口，形成盆地状。故这个“偏”字，在地形上也含有“偏安一隅”之意，指出义乌是一片相对“偏离”核心繁华区、被山脉环抱而相对封闭的沃野。这水源，便滋养了这片既广阔又幽僻的田野。

诗的颔联写出了迎恩门的政治功能与农耕祈愿，即上承皇恩、下祈民福：春天来了，山城打开了城门，准备迎接皇帝诏书的到来。到了秋天，社庙里又敲起了社鼓，百姓通过祭祀社稷，祈祷这片汗水浸润的土地硕果满满。“山城”，指义乌，其三面环山，城市依山而建。“汉诏”，借“汉”喻“明”，指皇上的恩诏；因迎恩门是迎接圣旨之门，“开汉诏”，即天子的诏书从此门传入。

“祝”，祈祷、祝愿；明朝的土地主要分官田和民田两大类，通常所说的“公田”就是官田。“祝公田”，就是祈愿国家所有土地都能获得丰收。古时站在迎恩门处，向西可看见一里外的“社稷坛”。熊人霖在该诗的序言中写道：“其西一里，曰社稷坛。”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社稷坛，在县西迎恩门外一百步。祀县社、县稷之神。社以祭土，稷以祭谷，即古者春祈秋报、方社先农之祭也。”

颈联将迎恩门融入了深厚的人文背景中：诗人在此眺望，抬眼就能看到西向五里处的那座“卿才发轫坊”，那是为表彰前义乌知县、后官至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而立的功德牌坊；再往远处眺望，在西边二十里处是潜溪，那是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当年读书的地方。熊人霖在《迎恩门》一诗的序言中写道：“（迎恩门）又西二十里，为潜溪宋学士读书处。”诗人在迎恩门看到两处极具人文底蕴的遗迹：武有汪道昆的军事谋略，文有宋濂的学问传承。由此也说明，迎恩门不仅连接着自然山水，更连接着义乌的文武之脉。

尾联是全诗的“诗眼”，也是熊人霖的为官自省：面对先贤的功绩和皇家的恩赐，唯独我这一介“书生”，靠催收赋税来完成职责，对此我深感惭愧，又怎么能报答皇上赐予的俸禄恩赐呢？“催科”，即催收赋税。实际上，熊人霖出身官宦世家，世袭恩宠，政声甚著，后官至太常少卿，却自称“书生”。这不仅是谦辞，更透露出明末地方官在征税压力下的复杂心态。

在此诗中，熊人霖不仅勾勒了义乌的地理形胜与农耕景象，更借景抒情，通过追慕汪道昆、宋濂等先贤，反衬出自己作为地方官在“催科”与“养民”之间的矛盾心理。他在描写迎恩门的秀丽风光与深厚人文之后，随即笔锋一转，直面现实痛点，揭示当下政务的沉重。这不仅体现了诗人作为地方官的良知与自省，也使诗作更具历史厚度与情感温度。

一座迎接恩泽的城门

古代官差由迎恩门前往金华，故在命名迎恩门前，西门又称“金华门”，在南宋末年还建有渌波亭。据《万历义乌县志》记载：“旧设四门，东曰东阳，西曰金华，南曰绣川，北曰会稽。宋大观三年（1109年），知县徐秉哲重建。开庆元年（‌1259年），知县赵必升重修，门各有亭，东曰迎春，北曰迎轺，西曰渌波，寻废。”

“国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知县曹司贤始用石筑为门楼，颇如城门之制，便于守望；东曰朝阳，仍其旧，东北更创一门曰金麟，南曰南薰，西曰迎恩，西北曰湖清；又复设二门于东北，曰槐花。”“至崇祯戊寅（1638年），知县熊人霖肇造七门敌楼：东曰朝阳，东北曰金麟（今改为卿云门），南曰南薰（今改为文明门），西曰迎恩，西北曰湖清，又东北二门曰槐花（今一改为拱辰门，一改为通惠门）。”由此可见，“迎恩门”之名应始于明嘉靖三十四年。

为何称西门为“迎恩门”呢？熊人霖在《迎恩门》一诗的序言中写道：“迎恩门，西方门也。国有诏书至，则从此门入，题其外曰‘迎恩’，内曰‘德布丝纶’。”

“德布丝纶”有何深意？“德”，此处既指皇帝的恩德，亦指诏书中所承载的仁德政令。“布”，散布、传扬、宣布之意。“丝纶”，典出《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之句。原意是说，君王的话起初像丝线一样细微，一旦传出，就会被放大如粗索。后世便以“丝纶”代指帝王诏书。迎恩门内挂此匾牌的含义为：当帝王的诏书经由迎恩门传入城中，其所承载的恩德与政令，便如春风化雨般迅速传遍整座城市，润泽黎民百姓。

对于迎恩门，熊人霖在他的“城记”中还有详细记述：“长川泱泱，天马来贶，乃道邑治而西浴于咸池，达于婺郡，皇言如綍，辰告斯赋，敷时锡福，时曰‘迎恩’。”

“长川”，指义乌江；“泱泱”，水面广阔、气势宏大的样子。“贶”，赐予。“天马”是神话中的神兽，此处暗喻从西方来的祥瑞或王命。故此句可解释为：浩荡的义乌江水绵延流淌，奔流不息，仿佛天马自西方驰来，赐福于此地。

接着，熊人霖写道：这江水经县城西流，如同汇入了神话中的咸池，最终通达婺郡。“道”，意为经由、经过。“邑治”，指县衙所在，指义乌县城。“西”，向西。“浴于咸池”典出《淮南子》“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之句。“咸池”，古代神话中的日浴之处，位于西方。此处借指西方的泽国或水域，或指钓鱼矶附近的水域。“婺郡”，即金华府，义乌江向西南流入金华江，汇入婺江。

那“皇言如綍”又是何意？“綍”，同“绋”，典出《礼记·缁衣》“王言如纶，其出如綍”之句。“纶”，是古代官吏系印所用的丝带；“綍”，是牵引棺材的大绳索。这里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强调王言分量之重，堪比那根需成百上千人才能抬动的大绳索，渲染和凸显帝王诏书的庄严权威、不可动摇。“辰告”，即按时宣告、及时布告的意思。“斯赋”，指这道诏书，或指上天或皇帝赐予的使命。此句的意思是：皇帝的诏书庄重如粗索，按时宣告于此，赋予此地以使命。

熊人霖最后得出结论：将皇恩普施于当下，赐福于百姓，这便是“迎恩”的含义。“敷时”，普施于当时。“锡”，同“赐”。

熊人霖的这段骈文虽文字简练，却深刻阐释了迎恩门的地理位置及文化底蕴。文中将迎恩门作为西门、临江、通往婺郡的地理特征，“天马”“咸池”的神话意象，以及“王言如綍”的政治象征熔铸于一炉，揭示出迎恩门不仅是城市的西门，更是承天命、迎王言、播福泽的通道。

一个令人称颂的邑宰

迎恩门人文渊薮。熊人霖在《迎恩门》一诗中提到了两个人：汪道昆和宋濂。其中，汪道昆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任义乌知县，政绩卓著。调任福建后，曾组织义乌兵抗倭。

“即看棠墅卿才见”，这个“棠”字，指的是甘棠树，典出《诗经·甘棠》“召伯甘棠”之句。传说周朝召公巡行乡邑时拒住民宅，于甘棠树下决狱理政，形成“劳一身而不劳民”的执政理念。“甘棠”遂成为历代称颂地方官惠政、德政的代名词，是清官良吏的象征。“墅”，指别墅、房舍。“卿”为古代高级官名；“卿才”，指具有辅国才能的人。“卿才见”，指看到了“卿才发轫坊”。

熊人霖在《迎恩门》一诗中写有序言：“（迎恩门）又西五里，为卿才发轫坊，是汪大司马茇税处。”故这个“卿才”，指的就是“汪大司马”，即汪道昆。他兼具出众的军事天赋与深厚的文学造诣，其文学成就可与中原大家媲美，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

“发轫”，原指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使车启动，引申为事业或仕途的开端。“卿才发轫”，指“人才的起步”或“仕途的起点”，这里意指汪道昆虽日后官居高位，其卓越才能是在义乌知县任上崭露头角、奠定根基的。牌坊立于此地，正是为了纪念他从这里起步，最终成就大业的荣耀。

“茇税”典出《诗经·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之句。“茇”，意为草舍或居住；“说”通“税”，意为止息、休憩。“茇税处”，即指古代官员（这里指汪道昆）临时休憩之所。

另据《崇祯义乌县志》记载：“卿才发轫坊，为前令汪大司马南溟先生道昆表也。”此处的“表”字，即指古代官府为褒扬忠孝节义等行为所立的石碑或牌坊。

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汪道昆，字伯玉（号南溟、南明等），直隶歙县（今属安徽）人。由嘉靖丁未（1547年）进士（与张居正同科），二十七年（1548年）任乌（知县）……公积官至兵部左侍郎。”明朝的兵部尚书别称大司马，兵部侍郎亦别称少司马，汪道昆后官至兵部左侍郎，人称“汪大司马”，当是一种敬称。

熊人霖以“棠墅”特指前知县汪道昆停留居住过的房舍，并指他为“卿才”，由此赞美汪道昆为官义乌时的德政，如同召公一样留下了美名，成就了一处历史遗迹。

汪道昆的“卿才”表现于何处？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公（指汪道昆）甫（刚刚、才）弱冠，英特警敏，风力过人。绪寻本始，梳栉宿弊，振洗颓风。杜绝侵渔，征赋立辨，辨枉破滑，剪刁锄强，痛惩起灭，以熄讼源。……尤崇重学校，造就青衿。所奖拔俊异，为时名流，以行取入为南京工部主事。民遮道泣留，不忍别。”

由此可见，汪道昆在任义乌知县时，作出过突出贡献。而汪道昆生活在明嘉靖、万历年间，正是日本海盗集团侵扰东南沿海的高峰时期，百姓备受其苦。他从就任义乌知县起，就积极组织民众习武练兵，实现全民防御。离开义乌后，历官户部主事、襄阳知府、福建按察司副使、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仕终兵部左侍郎。

汪道昆入仕后晋升极快，跟东南沿海“平倭”形势，及同乡胡宗宪的抬爱有关，京城同年张居正也在为之暗中助力。嘉靖四十年（1561年），汪道昆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在此期间，胡宗宪（时任兵部尚书，主持东南抗倭）是汪道昆的上司，汪道昆又是民族英雄戚继光的上司。汪道昆积极配合戚继光筹谋策划，招募“义乌兵”赴前沿参战，大败倭寇，一时举国振奋。后升任福建按察使、巡抚。

汪道昆长戚继光三岁，经常以“元敬”称谓戚继光；戚继光对汪道昆也很尊敬，一直以“汪公”称之。在平倭战斗中，胡宗宪谋划、汪道昆执行、戚继光冲锋，三人配合默契，一起平息了倭乱，取得一次又一次大捷。

因此，熊人霖对汪道昆十分推崇，一直视他为学习榜样。他曾赋有《卿才发轫坊》一诗。其诗云：“九塞兵销司马法，一簾琴静大夫才。石楼百尺稠江上，遥和中原作赋来。”

熊人霖写道：九边要塞的战火平息，靠的就是具备汪司马（汪道昆）这样的用兵韬略。帘幕低垂，琴声悠远，尽展士大夫的卓越才情。那座百尺高的石牌楼，巍然耸立在稠江（指义乌江，义乌曾置“稠州”，因稠山而名）之畔。站在迎恩门处遥望中原，仿佛在与中原前代大家的文采风流相互应和，将锦绣诗赋谱写。

此诗高度概括了汪道昆一生的两大成就：一是武功，肯定其平定倭患、镇守边防的军事贡献；二是文采（文治），赞美其为官清雅、诗文卓著的文人本色，生动刻画出了汪道昆“出将入相”的全才形象。

一条承载千年的老街

新春的西门街，游人如织。老树新芽，一眼千年。

西门街旧称“上市街”，其历史可追溯至宋朝，至明清时已初具规模。而迎恩门作为义乌古城西侧的重要门户，被视为西门街的起点。据《万历义乌县志》记载，时县域共有七条街，而城区占有三条，皆处于县西：“县前直街、上市街、下市街，俱在县西。”

在《康熙义乌县志》的记载中，则把下市街定位在县南：“县前直街、上市街，县西；下市街，县南。”至《嘉庆义乌县志》的记载中，城区才多了一条“西街”，城区的街道增至四条：“县前直街，即东街；上市街，县西，在迎恩门，内与西街相贯；南街，旧名下市街；西街，湖清门内。”由此可见上市街历史之悠久。

沿街设市。在《万历义乌县志》中记载有“上市”：“上市，县西三十步。”“上市”就是西门街的入口。至《康熙义乌县志》的记载始有“下市”：“上市，县西七十步。下市，县南三十步。本《府志》、旧《志》作‘上市，县西三十步，集以三、六、九日’。”故“上市”出现的时间要早于“下市”。

对于城区的街市，《义乌市志》记载得更为详细：“明清时期，义乌县城的街巷环绕县衙而建，形成‘一横二直’的主街3条：县前街，又称县直街、东街，东至金山岭脚，西至平桥。这是‘一横’。上市街，后称西门街，北起平桥与西街连贯，在迎恩门内。下市街，后称南门街，北起县署前，南至原西河苍口。上市街与下市街形成‘二直’。3条主街总长度600米左右，街中心铺设长约2米、宽约0.5米的路心石，两旁以鹅卵石铺砌，临街阶沿石由各户自置，街道宽3米－5米不等。”

上市街作为县城的主要商业街道，在明清时期最为繁华。“民国初年，县城主要街道依然是县前街、下市街（南门街）和上市街（西门街）。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店街逐渐繁荣兴盛，西门街日趋衰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浙赣铁路途经县境，北门（原拱辰门）成为出入干道，商人集资建北门街和车站路。”

但是，西门街毕竟底蕴深厚。自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开始，在湖塘东一带兴建了与朱店街平行的新马路，同时将县前街向西延伸至新马路。据义乌商会在这一年的统计，全县登记在册的有21家商会，而西门街就占17家。其中做得比较大的是龚聚源、陈怡顺、陈平顺三家酱坊，人称“三口缸”。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