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间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人才竞争，而人才竞争的背后是科技竞争。科技从哪儿来？从公民的发明、创造中来。

最近一篇报道形象地诠释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梅志刚团队与复旦大学合作，通过古典诗词重建江豚的历史分布范围。科学家们在系统里输入“豚”“江豚”“江猪”等关键词并剔除歧义——比如区分指代家猪的“豚”与水中江豚，层层筛选，724首“江豚诗”浮出水面，其中362首有具体的地理位置。在有具体位置的“江豚诗”中，有281首指向长江干流，51首指向长江支流，31首写的是湖泊。团队根据江豚的历史分布线索，将长江流域划分成1056个30乘以30公里的网格，通过空间建模得出结论：江豚分布范围从唐朝的169个网格锐减至现代的59个，1400年间收缩了65%。这项研究实际上指向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为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创造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

20世纪50年代，刘筠发现中国人吃餐鱼不容易，青、草、鲢、鳙都只能天然繁殖，产量很低。经过科学攻关，他找到了这些鱼的人工繁殖路径，并总结出了一套理论，还成功培育出三倍体鲫鱼和三倍体鲤鱼。自此，“中国人的餐桌上多了一条鱼”。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最初的研究方向是来自安江农校试验田里几棵杆高穗长的稻株，那是天然杂交稻。于是，他明白了水稻通过杂交能提高产量。几年后，他又在湖南洞庭早籼稻田里发现了雄性不育株，在其他地方也找到了几株，育成了第一二代杂交稻，产量果然比一般的水稻高。再后来，他发明了三系杂交水稻、两系杂交水稻，研究、推广了超级稻，将原本单产只有三四百公斤的水稻提高到了亩产八九百公斤甚至超千公斤，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

科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正本清源，即将隐藏在时间或生活烟尘深处的事物真相揭示出来。梅志刚团队所作江豚历史生存地的考证，考古学家对甲骨文、器物的考辨，版本学家对某部古籍来源的确定，古典文学专家对一些语词的考训，都可归入此类；一是像刘筠和袁隆平一样勇闯科研“无人区”，“无”中生“有”，从0创造1。一切重大的发明创造，比如飞机、高铁、电脑、互联网没有一个不是“无”中生“有”的产物。

正本清源也好，“无”中生“有”也罢，都可以推动社会的前行。正了本、清了源，我们接着就会知道下一步做什么。这下一步的“做”，便是此类研究的价值。“无”中生“有”，更是直接创造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让我们的今天优越于昨天、明天灿烂于今天。

生活中总有少数学人做科研不愿下苦功，他们只对名利感兴趣，而不在乎自己的“科研成果”有无实际意义。你刚刚在一家刊物发表了论文，颇有新意，他抄袭过来，投到另外的刊物，用它评奖、评职称；你研究出了一种治疗疑难杂症的新药，取得了丰润的经济效益，他照抄你的配方，再在里面加一两味治不好病也死不了人的原料，冒称新药上报……这些人也许有高学历，有体制内的各种身份，但不是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不彻底清除这类科技蛀虫，我们就无法充分调动那些踏踏实实干事的科学家的创造积极性，社会持久远行的动力会因之被削弱。

科学研究应该做到付出与得到相平衡。这种平衡，是一把人心的尺子，更是一种底层的人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