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墙贴有一幅题为“破路”的照片。月光下，一众百姓使用土造铁钳，正齐力掀翻日军运输线上的铁轨及枕木，目光如炬。刚毅的群力中，夹杂多名娃娃，令观众无不动容。

战火，吞噬绚烂童真；战火，淬炼勇毅童心。

在解放区，儿童团成员站岗放哨、带路送信、侦察敌情；在国统区，童子军、儿童旅行团、儿童剧团展开战地救援与抗日宣传。乡土中国，整座村庄，母送娃参军抗战的感人场面层见叠出。

在笔者母校，上海市黄浦区报童小学，曾演绎报童抗战。

新中国成立前，民不聊生。对于劳苦大众，童年，并非求学年华，而是谋生岁月。大报名刊组建各自发行队伍，便特意招收报童。报童虽美名曰“卖报的小行家”，有感于沪上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口叫卖的报童杨碧君所担负的生存重荷，聂耳创作的《卖报歌》道尽报童酸楚人生：“大风大雨里满街跑，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耐饥耐寒地满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

“八一三”淞沪会战在大都市上海制造难民潮，避日寇淫威之难的民众蜂拥而入租界，租界难童陡增，流落街头巷尾。时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兼上海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陈鹤琴，以“保育民族幼苗”为使命，毅然发起儿童保育会，坚信：“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成长为国家有用的公民。”一部时长27分钟的纪录片《上海难民生活与教育》，2021年从海外觅得，真实还原陈鹤琴的壮举。该片由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分会1937年摄于南市难民区。

以“养成健全之报贩、健全之国民”为育人目标，1938年6月7日起，陈鹤琴创办报童学校，先后设立十个教学点，招生共计四百余人。9月25日，在位于新大沽路的上海女子大学举行联合开学礼。这项纯粹公益事业亟须社会各界鼎力相助。中华医学会提供医疗健康支持，申报馆则每月资助经费，并分发蓝士林布背心，两只口袋印有黄色“报童”字样，背部大书“申报馆赠”。

该校学制仅一年，识千字，并习得战时必要的谋生与自救技能。上海报童学校的办学理念借鉴陶行知的工学团，实为“卖报儿童工学团”。卖报是“工”，识字是“学”，自强是“团”。自强，既期待报童实现个体的生活自立与人格健全，亦助力报童养成群体的团结互助意识，更激发报童点燃救国之志与报国之行。

办报童学校不啻一场儿童的抗战动员。

“报童应有高尚人格”，陈鹤琴在联合开学礼上强调。山河破碎风飘絮，人格之高尚首要显现于对国格的捍卫。报童学校学生把积攒的血汗钱捐给抗战前线，以充军饷，并恳请《申报》刊登其公开信，以号召全民尽各自绵薄之力。这群卖报学童坚决拒售日伪及亲日报纸，甚而暗中投递并张贴遭日伪查禁或视作眼中钉的爱国抗日报纸。譬如，这些报童尤为偏爱叫卖郭沫若创办、夏衍总编的《救亡日报》，头版印有“胜不可骄，败不可馁，牺牲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的醒目条幅。

更有铤而走险之举。因熟知僻街深巷，外加其特殊身份，以卖报送报为由，报童为爱国救亡力量侦探敌情、传递情报、投放传单。抗战时期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其报童便被毛泽东称为“新华军的小尖兵”。哼唱《卖报歌》，一个个走街串巷的上海报童，彷如一幅幅不避斧钺的抗战标语与一把把不露锋芒的御敌尖刀。

“报童是文化的接线生”（陈鹤琴语）。报童的流动身影与清脆吆喝构成抗战城市的独特景观。手捧报纸，吆喝的是艰辛的生活，吆喝的是日寇的屠戮，吆喝的是抗日的决心，吆喝的是救国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