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正处于价值多元的文化震荡期，传统意义上的节义观面临现实挑战。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使许多人将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及集体原则之上；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融也导致部分人对本土价值产生认同危机。本质上，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需以底线伦理作为凝聚共识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以形成特色发展路径。“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践行的节义精神，即对原则的坚守、对正义的追求、对权力的警惕，仍具有跨越时空的启示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重振节义伦理，既是对抗价值虚无的思想武器，也是培育公民品格的文化根基。

一、节义的历史溯源与丰富内涵

节义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多元哲学流派。儒家将“义”视为“五常”之一，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道德原则高于物质利益；墨家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义与功利性社会效果直接关联；道家虽看似超脱，实则通过“死生无变于己”表达了对精神自由的坚守。这些思想流派虽侧重点不同，但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化中重视原则、崇尚气节的价值取向。骆宾王的节义精神与历史实践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在唐代的具体体现——他既秉持儒家忠君爱国的政治伦理，又继承了墨家“除害”的行动勇气。

传统节义观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若干实践特征，这些特征在骆宾王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首先是面对强权敢于坚持真理的胆识。当武则天废中宗、临朝称制时，满朝文武多选择沉默或顺从，而骆宾王却发出“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这样锋芒毕露的声音。其次是对不公现象敏锐洞察与犀利揭露的批判精神。《讨武曌檄》不仅是对武则天个人的批评，更系统批判其政策弊端：“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这些指控虽有夸张成分，但反映了当时士人对武周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最后是文以载道的传统，通过文学创作表达政治立场。骆宾王将文学才能转化为政治武器，使《讨武曌檄》不仅是一篇战斗宣言，更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连武则天读后都感叹“宰相安得失此人”。值得注意的是，与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虽人生轨迹各异，但都表现出了相同的节义精神气质——对理想的执着、对现实的批判、对艺术的真诚。一方面，科举制度打破了世族垄断，使寒门士子得以通过才学进入权力中心，培育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自信；另一方面，魏晋以来清谈玄虚的士风逐渐被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所取代。

传统节义精神绝非简单的政治顺从或道德教条，而是一个包含个体品格、社会责任与文化传承的辩证价值体系。骆宾王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将这一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实践，通过文学与政治行动的复合互动，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树立起千古典范。

二、新时代语境下节义精神的价值转换

节义精神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首先需要解决价值转换的问题。在封建社会中，骆宾王反抗武则天的节义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忠君色彩，其核心是维护李唐王朝的正统性；而在当代民主法治框架下，单纯的忠君思想显然已失去现实基础。然而，若剥离具体的历史事件，我们会发现节义精神的内核——对原则的坚守、对权力的监督和对正义的追求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我们需将骆宾王的节义品质转化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资源，实现从“忠君”到“忠于法治”的政治伦理转换、从“士人担当”到“公民责任”的主体意识转换、从“个人气节”到“制度正义”的实践路径转换。

从政治伦理层面上来说，传统节义观最值得继承的是其批判性监督功能。骆宾王撰写《讨武曌檄》的行为本质上是知识阶层对权力越界的抗议，这种抗议虽然服务于特定政治集团（李唐皇室），但其背后蕴含的“权力需要约束”的理念却具有普遍性。在当代语境下，我们可以将这种监督意识转化为公民对公权力的合法制约，通过舆论监督、政治参与、司法救济等渠道，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与骆宾王时代不同的是，现代监督不必采取暴力反抗或激烈抨击的形式，而应依托制度化的表达机制与制衡设计。从主体意识角度看，骆宾王代表的传统士人精神为现代公民品格培育提供了丰富资源。士人精神的核心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这与现代公民社会要求的积极参与精神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骆宾王的节义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建立在深厚的学养与清醒的判断之上。他早年在道王府任职时拒绝写自荐书，表现出“只做事，不夸己”的务实性格；中年从军边塞，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晚年参与反武起义，则是长期观察思考后的选择。这种“知行合一”的特质对当代公民极具启示：真正的社会责任不是跟风表态或简单批判，而是基于专业知识与理性判断的持续参与。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更需要骆宾王式的独立思考能力，避免成为人云亦云的“乌合之众”。

概言之，节义精神的现代价值不在于照搬古人的具体行为，而在于继承其背后的道德勇气与责任意识。骆宾王反抗武则天的历史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权力制衡的机制设计，也需要公民个人的品格支撑。在法治框架下将传统节义理念转化为现代公民的日常实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文化使命。

三、创新新时代节义精神的实践路径

传统节义精神要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生，不能仅停留在理念层面的倡导，而要通过价值重构、制度设计、文化创新等多维路径实现深层次转化。节义的现代表达必须建立在对当代社会特征和文化传播规律把握的基础上，需要找到与传统既延续又创新的合适形式。

首先，传统节义观需要突破封建伦理的局限，注入现代民主法治和人文主义元素。骆宾王反抗武则天的行为虽然壮烈，但其思想基础仍包含“忠君”“尊王”等传统观念。在当代语境下，节义精神应当转向忠于宪法和法律，从维护封建礼教转向捍卫人权尊严，实现价值内核的现代性转换。在个体层面，强调道德勇气与理性批判的结合，避免陷入盲目对抗或愚忠；在社会层面，倡导责任伦理与权利意识的平衡，既勇于担当又不越界侵权；在国家层面，追求爱国主义与全球视野的统一，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担国际责任。

其次，制度创新是确保节义精神能够落地实践的重要保障。骆宾王时代的节义实践往往是个体性的英雄行为，依赖个人的道德勇气；现代社会则更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将道德要求转化为常规化的运行机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文化实践总是嵌入在特定场域的权力关系中。因此，促进节义精神传播需要关注场域间的资源转化。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将节义行为转化为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不断完善弘扬和宣传节义精神的多元化机制体制。

最后，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节义精神应当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一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应着重挖掘节义精神中具有普遍共鸣的元素，如对正义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对原则的坚守。二是节义精神的国际传播不应是单向输出，而应在文明对话中实现创造性转化。节义文化的国际传播要开发适应不同文化认知习惯的文化产品。三是借助国际共同关注的议题（如环境保护、反腐败）建立价值连接点。传统节义观只有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本身就是对节义精神的最好诠释——既坚守文化根脉，又不固步自封，在对话中保持自身特性又吸收他者长处。通过这些方式，节义精神终能超越文化边界，成为大家共同珍视的价值资源。

吴文炳（作者系中共义乌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