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堂相别已三年，梦绕青山兴杳然。小阁荫松风漾日，幽轩笼竹月含烟。岁华流水俱陈迹，世事浮云且俗缘。桑柘鸡豚能似旧，扶藤散步挟书眠。”这是明朝大理寺右寺丞李鹤鸣在《梦归仙鸽溪堂》一诗中所呈现的诗境。

那仙鸽溪地处何方？这在古县志等历史文献资料中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万历义乌县志》对“仙鸽潭”有这样的解释：“仙鸽潭，去县北四十里，甘溪蜀山之旁。相传昔有仙鸽起于水中，故名。”显然，“仙鸽潭”有别于“仙鸽溪”，有“仙鸽潭”不一定有“仙鸽溪”，“仙鸽溪”也并非一定得在“仙鸽潭”附近。既然传说中有仙鸽起于“仙鸽潭”中，那诗人也可对实际地名“鸽溪”赋予更超逸的意境。这也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化俗为雅”的写法。

明嘉靖年间，李鹤鸣从湖塘西（今北苑街道复兴社区）迁居鸽溪（今大陈镇李孟宅村）。从此诗的题义解析，“溪堂”，指的是临溪而建的屋舍，或为隐逸清净的居所。此诗的题义是：梦回到了仙鸽溪旁的居所。可见，“仙鸽溪”应指诗人的居所鸽溪，这里是诗人魂牵梦萦的故地。

三年离别，一朝回归，喜悦之情让诗人溢于言表。此时此刻，记忆中的“鸽溪”被思念美化，诗人将居所“鸽溪”称为“仙鸽溪”，正是对居所“鸽溪”的诗意表达。“仙鸽”寄托了诗人对超脱世俗、永恒自在的精神向往，融合了其远离尘嚣的隐逸情怀，暗含久别重逢的美好与感慨。而且，诗题中的这个“仙”字也恰与“梦”字呼应，两者共同构建了一个虚实相生的意境，也应和了诗文中“风漾日”“月含烟”所展现出的梦幻诗意。

一溪流霞漾诗意

一条鸽溪，几乎贯穿了大陈镇，流程11.5千米，流域面积49.2平方千米。

据《义乌市志》记载：“鸽溪源于猪头山，从大畈村始向西北流，经山府村西流至高路村入东塘水库。出水库折向西北流经东塘村至双园村。又折向西南，经杜门、西岸至朝塘等村。北有源于仰天岗、宦塘村域的朝塘溪和源于善坑村域的善坑水库水流入。往南流至楂林，北有湖里塘水库水流入。此后过马畈至钱宅村，东有八都溪汇入。”“鸽溪自钱宅村向南流，经李孟宅、施宅村，至下沿村东南约500米处，东有深溪汇入……再向西流经上仙姆村至杨店村北入大陈江。”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明朝初年，“我乌仍胜国之旧邑，居之内为隅，自隅达境，分乡以隶都，画地以立保，编籍以定图，境内设有八乡”（见《万历义乌县志》）。其中，地处县东北的龙祈乡，管都四，分别为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千百年来，鸽溪沿岸的百姓对地理条件和生存环境有过经典的总结：“八都的柴，九都的水，十都的土”。

八都良田稀少，为义乌缺粮地区，但树林茂密，柴火充裕。乡民们大多以砍柴卖柴、伐木建窑烧炭为业，以此为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九都山高林密，集雨面积大，水资源丰沛，且水质优良。鸽溪水流终年不断，为沿岸农田提供了充足的水利资源，确保粮食丰产。同时，优质的水资源也为当地制作红曲酒、酿制高粱烧提供了天然条件。十都的土质肥沃，地理位置优越，水资源丰富，八都、九都等周边的流水，在汇入鸽溪后，再流经杨店注入大陈江，在其沿岸甚至周边的山上，种有各类旱地作物，可谓物阜民丰。

鸽溪源头的一座座青山，如一道道天然的屏障，守护着义东北的大门。连绵起伏的群山融汇了山水之灵，从沟壑峡谷中流出的涓涓细流最后汇入了鸽溪。鸽溪酷似一条纽带，蜿蜒穿过田野、绕过村庄，流淌着村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奏响了乡村生活的“交响乐”。在它发怒时，可导致洪水泛滥，酿成水患。其中，在鸽溪沿岸就曾发生过多处山体滑坡，多处堤岸被冲毁、良田被淹没，而作为出入稠城、苏溪的鸽溪桥在古时候也曾被冲毁。

经过悠悠岁月，治理后的鸽溪水又在无私地润泽沿岸的生灵，并赋予了这片土地无尽的生机与活力。溪水从葱郁山谷间流出，一路吟唱着欢快的歌谣，倒映出两岸的青山绿树；流淌于绿意盎然的田野中，交织成一幅鱼虾轻舞、鹅鸭戏水的灵动画卷。这画卷是那么古老，又充满了活力和生机。而这溪流又如一条割不断的丝线，串起了李鹤鸣对家乡的回忆。于是，它也成为诗人心中最深情而灵动的一笔，唤醒了诗人心底最温柔的涟漪。

在大陈村附近的大陈江，古时又称龙溪。鸽溪在杨店村北汇入大陈江后，再经后陈、瓦窑头村西北出市域，流入浦江县。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重修的《龙溪陈氏宗谱》中载有龙溪“十景”，“鸽潭钟吼”便是其中一景。

从湖塘西到鸽溪

鸽溪，既是溪名又是地名。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年）五月，李鹤鸣写有《华川李氏族谱序》。

李鹤鸣在该族谱序言中说，他的先祖自李瑜开始南下，定居金华，成为金华人。“又四世，至安抚公，廼（通‘乃’）避地义乌之下强。由是，其子伯、仲、叔三祖，就家义乌之平桥。”他在该文中还提到，“吾先人与（金华）茭角塘亲密，不但永乐、宣德已然，其时吾家离华川未久……”

李鹤鸣当时住于“华川”附近，而“华川”指的便是“绣湖”。李鹤鸣在该文中解释道：“李氏族谱‘华川’，即‘绣川湖’，尝以名县吾家（曾经以县名来称呼我的家族），始迁平桥，实傍华川。”

绣湖，又名绣川湖、绣川。古之绣湖，水域甚大，东南起自湖清门（原朱店街一带），东北至石桥头，西北至湖塘西（原市粮食局、供销联社以北直至石桥头统称湖塘畈）。对此，称李鹤鸣为湖塘西人有之，称湖清门人有之，称石桥头人有之，还有的称是荷花芯人，等等，不胜枚举。

李鹤鸣在族谱中称自己是第九世孙。其父李昙，字子云，娶深溪楼氏，生鹤年、鹤鸣、鹤翀三子，女一适楼纲。李鹤鸣又生三子：敬孙、裕孙、靖孙。原在湖清门侧立有李大宗祠，由李鹤鸣长子李敬孙所建。据《万历义乌县志》记载：“大理寺丞李鹤鸣宗祠，在湖清门侧，醴陵（今湖南省醴陵市）知县李敬孙率族众鼎建。”长子李敬孙在湖清门立有李鹤鸣宗祠，是否就可判定李鹤鸣是湖清门人？

绣湖西岸有村名湖塘西（今属北苑街道复兴社区）。李鹤鸣去世后，其墓葬于绣湖西。根据《崇祯义乌县志》记载：“大理寺丞李鹤鸣墓，在绣湖西北金村山右。”不仅李鹤鸣之墓在绣湖西，据《华川李氏族谱》记载，李鹤鸣的父亲李昙、祖父李成也葬于绣湖西。

在大陈镇李孟宅村留有九重门、百尺楼遗址，为当年李鹤鸣所建。李鹤鸣于何年迁居李孟宅？据《民国义乌县志稿》（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记载：“李宅，本名鸽溪。明嘉靖间（1522年—1566年），大理寺李鹤鸣由湖塘西迁。”即在明嘉靖年间，李鹤鸣由湖塘西迁往鸽溪（即李宅，今李孟宅）。从上述记载可知：李鹤鸣应为湖塘西（今北苑街道复兴社区）人。

遭诬陷辞官归隐

李鹤鸣为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他的仕途起步于太常博士，后改任史科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政务。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朱厚熜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嘉靖元年，时年15岁。嘉靖皇帝受先皇朝臣李鹤鸣辅政，与李鹤鸣感情较深。

李鹤鸣在嘉靖年间为官时，曾被指派核查皇家土地。根据《万历义乌县志》记载：“己丑（即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李鹤鸣）为会试分考官，差查内八府庄场田土，严窍侵夺，不避权贵。事峻称旨，上录名御屏，升兵科右给事中。”

虽然核查工作困难重重，但他迎难而上，始终保持刚正不阿、不避权贵的态度，并将被权贵侵占的土地彻查清楚。而他的这一行为也遭到了同仁的忌嫉，结果可想而知：“中忌，左迁金坛（今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员外丞，巡抚侯佐檄署上海县事。”

李鹤鸣在以巡抚的资格治理上海时，因勤于政事，处事公道，所辖之地世道升平，“六阅月（指经过半年治理），庭无留讼（指积案），境内肃然。”因此，有人上书推荐他——“侯独章荐其‘力任千钧之重，才堪八面之敌’。寻特旨复原职，纪征安南军功。将行，会安南降。”

1539年，兵部尚书毛伯温从两广调集精兵向安南进发，前往征讨。嘉靖皇帝下旨让李鹤鸣官复原职，并让他去评定统计征讨安南的军功。李鹤鸣正待出发，却逢安南投降了。嘉靖十九年（1540年），朝廷要推举朝臣中有才望的官员前往安南安抚传谕，李鹤鸣被推举为赴安南的人选之一。“命会推朝廷有才望者往抚谕之，鹤鸣与焉。升大理寺右寺丞，仍兼兵科右给事中。”

“命”，是皇帝的命令；“会推”，是明朝官员的选拔制度，由朝中大臣共同推举人选。大理寺是明朝司法复核机关，负责审理案件、平反冤屈，确保刑狱公正。凡遇重大案件，则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会审，称三法司。大理寺左、右寺丞属正五品。

其间，李鹤鸣经常上呈奏疏提供国家治理、革除弊政措施，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而侯独章的推荐之语——“力任千钧之重，才堪八面之敌”。然而，大理寺既是权力部门，其岗位也着实得罪人，李鹤鸣晚年“竟以刚直不容于时，归”。

对李鹤鸣的辞归，其缘由从《明史·霍韬传》中可窥之一二：“韬既与言交恶，及言柄用，韬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顷吏部选刘文光等为给事中，寻忽报罢，人皆曰阁臣抑之。给事中李鹤鸣考察谪官，寻复故，人皆曰贿得……’其意为言发也，于是鹤鸣上疏自白，并摭韬居乡不法诸事。帝两置之。”

此段话的意思是：霍韬此前已和夏言结了怨，等夏言掌权以后，霍韬常常想找些事来陷害。一次他上书说：“不久前吏部打算推举刘文光等人做给事中，没几天忽然又宣布作废了，大家都说是内阁大臣压了他们。给事中李鹤鸣在考核时被贬了官，没几天又官复原职，大家都说是经过行贿得来的……”他的话是针对夏言而说的。于是李鹤鸣上书自我表白，并列举了霍韬居住在家乡时干下的许多违法事件。明世宗把两边都搁下不问。

李鹤鸣能官复原职，且升大理寺右寺丞，是因为他勤于政事、处事公道、治理有功，怎能诬陷他是“贿得”？所以，李鹤鸣在一气之下就辞职不干了。

“九重门”和“百尺楼”

李鹤鸣朝内朝外任职二十余年，因其刚毅正直的性格不容于朝中权贵，上疏要求告老还乡。嘉靖皇帝恩准后，因念其功德，御赐他回乡仿造一座宫殿式庄园，地址选在龙祈山正前方、鸽溪畔。该庄园占地2500平方米，分为内外两院，以内院为庄园主体，整体呈正方形，是一座类似宫殿造型的建筑群。

据传，该庄园前后有九重门，上房九间，下房九间，两侧厢房也各九间，中间有厅房五间，均为两层。庄园后有堂楼，誉之“百尺楼”。庄园四周以三尺高的城墙围成，庄园前有一条宽敞的官道，叫百丈街。

历经450余载风侵雨蚀，如今的庄园城墙早已倒塌不见，仅有三重残门和破残的墙体还顽强地支撑着。在遭受了时间的无情蹂躏后，庄园的其它房屋也已夷为平地。不过，从这断垣残壁中仍可发现其中的气派非凡，其墙体砖是磨光的青砖，瓦当的纹饰相当精美且丰富……可见，当年主人在建造该房时是相当讲究的。在九重门前，李鹤鸣塑像高高耸立。

最能彰显庄园身价的当数在后压阵的“百尺楼”。据说当年站在百尺楼上可望见县城的大安寺塔，这多少有些夸张了。而如今，百尺楼仅剩江石砌成的台基、荒芜的门洞，以及肆意疯长且已覆盖住整个台基的野草。

沧海桑田，庄园昔日的风采早已被岁月悄然抹去，曾经的美好却镌刻在了村民的心底。据李孟宅村部分老人回忆：城墙外每隔一丈就栽有一棵大树，在抗战期间，这些大树被日军全部砍光，用于烧炭；在庄园内至今还留有一眼六角井，那曾经是庄园的主要水源；在村前的大道旁立有雕工精细‌的“雄飞坊”，古时由李鹤鸣所立，于2014年重建。

曾有学者提出，“百尺楼”实为“摆敕楼”，是专门用来恭藏朝廷敕书的，应是民间的讹传。在此楼的墙内原镶嵌有石刻的“奉天诰命”碑，早年已由市博物馆收藏。

是“百尺楼”还是“摆敕楼”？其实在古时就有争议。而且，“百尺楼”在全市也不是仅此一处。在江东街道大元村，也曾有过类似的“百尺楼”。

据《民国义乌县志稿》记载：“百尺楼，在县东十五里大元吴尚书府后园地曾筑基址，高建是楼。但名称不一，有曰‘摆勅楼’者，谓吴尚书造以摆勅（与‘敕’同义）书也；有曰‘看夫楼’者，谓吴尚书亡后，其夫人王氏筑以看‘夫坟’也。今楼已久废，上设有神坛，四面乔木参天，禽声不绝，四时游人尝有登临其上，徘徊不忍去者。”

古时，皇帝的圣旨分制、诏、诰、敕、谕等多种形式。现在社会上流传的圣旨，大部分是皇帝赏赐官员、妻室的“诰命、敕命”，这是皇帝对大臣赐予官阶、赏赐爵位、给予一定特权的凭证文书。而今尚存的《明代大理寺丞李鹤鸣诰书》中，嘉靖皇帝又写了些啥？

其书云：“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廷尉民命所悬，谏议国是所定，特简而兼界之，倚任莫重焉。尔大理寺丞兼兵科右给事中李鹤鸣，受才闳博，蕴学渊源。来对大廷，朕见尔恭慎明雅，简博太常，乃能协赞郊庙，允和神人。擢居谏职，俾尔综檄铨选，忠谠茂著，兹憎多口出二。邑丞抚字，卓有惠绩……嘉靖十八年（1539年‌）正月二十二日。”

或许，正因有此“诰书”的存在，诸如九重门、百尺楼等建筑才得以在民间建造。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