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列举两则与图书馆规则有关的轶事——

1789年10月5日，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从纽约社会图书馆借了《国际公法》和英国《下院辩论》（第12卷）两本书，按规定还书日期应为当年的11月2日。但是，他一直没有完璧归赵，以还书逾期滞纳金1300美元/年累计，至2010年，华盛顿须缴纳近30万美元滞纳金。《纽约每日新闻》十五年前报道了这一消息。图书馆方面表示，没有要向华盛顿索要滞纳金的意思，但要求其后裔将这两本书回归馆藏，否则，重金处罚。

1954年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馆藏善本《红楼梦》。田家英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馆长向达，明言事由，不料遭到拒绝。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不能外借，这是北大图书馆的规则。

一位是史称“国父”的美国总统，一位是举国敬仰的“伟大领袖”，然而，前者违反图书馆规则，逾期罚款；后者不明图书馆规则，借书遭拒。这两则轶事昭彰同一个理念：规则面前无特权。

倘要做到“规则面前无特权”，首要的一条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堂堂的高官，还是区区的平民，守则至上，违规必究。任何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都是“对事不对人”，即只看这“事”是否符合规则，至于是谁所为并不影响或改变对此“事”的处理过程与结果。在美国纽约社会图书馆看来，凡涉借书逾期不还之“事”，不管何“人”一视同仁——罚款“没商量”。在这一规则面前，“国父”与草根不分轩轾，谁也甭想凭借权势占半点便宜，甚或违反规则图个“豁免权”。

任何规则都是依据良性管理的需求人为制定的，并在运作中不断加以完善。规则一旦确定，它就必须进入刚性操作的程序，充分显示其积极的功能。规则不讲“弹性”，不讲“原则上”，更不讲“下不为例”，否则，它就会在权势面前矮化、虚化，沦为一纸空文。显然，“规则面前无特权”的关键是规则的执行者，须秉公持事，不凌于弱者，不媚于权势。我极为钦佩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当年他向前来借书的田家英说：“即使是毛主席也要遵守这个规则，要用可以复印可以抄，就是不能借。”

且不说有些规则似倾向于权势者，就是公正的规则也常受到来自权势者的挑战。因此，“规则面前无特权”也亟须有权势者的自律，即自觉地在规则范围内行事，绝不拿权力作交易，更不能以权势挤兑规则。当田家英代毛主席借书遭拒，他没有气急败坏，因为他知晓权力不能成为“越雷池半步”的理由；毛主席一时看不到心仪的《红楼梦》善本，他没有颐指气使，因为他明白自觉遵守规则的重要性。若官员都能以毛主席、田家英为榜样，富有自律精神，试问：规则还会走样乎？“潜规则”还会盛行乎？

记得美国法学家富勒曾将“法治”定义为“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在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倘若在社会的“十字路口”，虽然有“红绿灯”，但人们想方设法“绕道走”，权势者强行穿“红灯”，那么，法治就会遭遇“滑铁卢”。其理甚为浅显：一个不讲规则的社会，一个在特权面前规则软化的社会，会有很高的法治水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