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岁月变迁，你是否还记得学堂的木纹课桌上翻动过的优秀作文？是否还记得毕业季匆忙留言过的同学录？是否还翻看那本见证学习成果的毕业证书？

初夏的晨光穿透窗户玻璃，将泛黄的老物件镀上“金箔”。“这些褶皱里藏着那些年代学堂里的故事。”义乌老物件收藏者刘关良收藏了许多关于学堂记忆的纸质老物件。有关清末时期的学堂史料，民国时期的同学录和小学课本，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毕业证书……这些在动荡年代中保存下来的一张张薄脆纸页，仿佛义乌教育百年蜕变的发展脉搏，在时光长河中持续跳动。

薄脆纸页赓续重教之风

当宽敞的教室和平整的操场成为当今学校的标配，数字化技术渗透教学的方方面面，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再局限于校园，你是否还会回望百年前教育发展的来时路？

“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古代教育中分布城乡最广的教育形式就是私塾。从私塾发展到现代化学校，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刘关良说，想要探究教育发展的历程，实物的印证必不可少。

在他的藏宝箱里，有一张薄脆而泛黄的褶皱纸质文件被透明保护膜包裹得格外平整，即便如此，上面破损的边边角角也无法复原。细细查看，这张纸质文件从右到左陆续标有“抄录教育普及最要次要办法清单”“改正部颁小学堂教科书”“订定地方学务章程施行细则”“改订劝学所章程”以及“扩充初等教育辅助机关 改良私塾 宣讲所”“以上均系最要之事”等内容，后面又陆续罗列了“次要之事”相关内容。文件中间印有“照会”“教育最要次要办法”等文字，并盖有两个“义乌县劝学所之钤记”印章。印章旁标注了“义乌县劝学所劝学员长刘 为照会事案奉”及“宣统二年”等信息。

为了查证相关史料，刘关良翻阅了1987年第一版《义乌县志》，其中记载：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办有“简易识字学塾”。《义乌教育志》中也补充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县学务局改为县劝学所，宣统三年（1911年）撤销。宣统三年，设立县简易学堂，以组织年长失学者与贫寒子弟入学。到1912年，全县有学堂64所。

“从查阅的史料来看，这份文件是宣统二年义乌县劝学所发布的，里面标注的‘简易识字学塾’等信息都能对上，足以说明这份纸质文件的珍贵性。”刘关良表示。更让他惊喜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翻阅到一本民国时期的义乌湖门刘氏宗谱，其中记载：前清壬寅科举人注册拣选知县历任本邑劝学所所长县视学员教育科科长宗晚刘耀奎谨序。“信息一对照，我收藏的这份文件里的义乌县劝学所劝学员长刘，很可能就是刘耀奎。”刘关良兴奋地说。对此，首批义乌市史志专家库专家金佩庆也认为，这是新发现，刘耀奎在民国初期有可能是民国义乌首任教育科科长。

同时，刘关良还收藏了一本《改良私塾授课时刻表》，内页同样标注“义乌县教育会 劝学所”等文字。“这和前面那份纸质文件的内容相呼应，都见证了清末民初时期义乌教育的发展变迁。”刘关良说。

泛黄墨迹洇出学堂记忆

许多人好奇，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究竟有哪些内容？关于这个问题，金佩庆告诉记者，民国教材其实有百余种之多，当时国民政府对教材管理实行审定制，不进行统一管理。也就是说，民国时期各出版机构自由编制课本，允许民间书局经营教科书业务，但国家通过统一制定课程标准对教科书的稿本进行审查、控制。

“我收藏的民国课本虽不具有代表性，但也能从中窥探一些当年的课本风格。”刘关良说。他收藏了一本义乌县政府印、国立编译馆编的《短期小学课本第三册》。该课本封面已有些许破损，泛黄的纸张上有明显的灰渍，纸张摸起来略微脆弱，仿佛随时就会碎裂解体。

翻开内页，“大洋大洲”“我们的家乡”“大商埠”“上海”等七十篇课文的标题目录排列清晰，每篇文章语言简练，涉及内容广泛而丰富。“小蜗牛，爬粉墙，跌下了，又爬上。只怕自己不努力，那怕粉墙高十丈，一步一步耐心爬，到底爬到墙头上。”记者翻开其中一篇《到底爬到墙头上》，俏皮有趣的课文，想必当年也吸引了不少学子朗读背诵。

“细看发现，这些课文的字体有许多繁体字，这就很有时代特色。”刘关良说。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国立编译馆成立于民国21年（1932年）6月，是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负责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编译与审查的学术机构。刘关良还同步收藏了国立编译馆编的《短期小学课本第二册》和《短期小学课本第四册》。

随后，刘关良又拿出一本《义乌县立初级中学同学录》，封面还标有“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金华汉文印书局承印”。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记者了解到，义乌县立初级中学于1927年创办，是浙江省义乌中学的前身。“这本同学录的封面标注‘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表明这是1948年的同学录。”刘关良表示。

轻轻翻开这本同学录，内页的“现任教职员通讯录”记录了教职员的姓名、字、籍贯、职别，“在学同学通讯录”则记录了学生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令人感动的是，当年义乌县立初级中学的校长黄钟瑞在开头留言：“现在七百师生同在一校，以教以学，将来终有分散的一日……事后翻查同学录，始知是某年某级的毕业同学，可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同学录是学校中最富有意义的一种刊物，我希望每个同学把这本册子永恒地永恒地珍藏着。”一字一句，无不倾注了校长对毕业学生的不舍与祝福。细想，这本同学录至今已有77年之久，带着那一届师生的峥嵘岁月，又被哪位学生悉心珍藏了一生。如今它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老物件折射基层教育变迁

又到一年毕业季，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毕业证书作为顺利完成学业的学历凭证，让众多求职者脱颖而出。“在民国时期，毕业证书同样重要，相当于‘奢侈品’。”刘关良说。

刘关良收藏了许多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毕业证书。其中，一张毕业证书上写有“学生方**系浙江省义乌县人 现年十二岁 在本校高级部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义乌私立稠川小学校长方炳元”等。同时，刘关良还收藏了同一个人的“义乌县政府甄别证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和“义乌县小学教师暑期补习班成绩证明书(中华民国三十七年）”。“足以说明这位方先生19岁毕业后就当了小学老师。”刘关良说。

随后，刘关良又拿出了几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毕业证书。细细翻看每张毕业证书，记者发现，许多细节与民国时期的毕业证书有着明显差别。“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部分毕业证书出现了五星红旗，时间也从‘中华民国’改为公元纪年方式。”刘关良说。

在时间长河中，一张张毕业证书仿佛一场莘莘学子的求学接力赛。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便曾身处动荡的年代，学子们依然坚定地追求学业，坚守着学成报国的初心。翻动一张张毕业证书，仿佛校长颁发证书时的场景再现眼前，学子们心怀梦想，期待着奔向美好前程。

“在义乌教育发展历程中遗留下的老物件，不仅是地域文化的缩影，更折射出中国基层教育的时代变迁。”义乌文史专家傅健表示，特别珍贵的是《改良私塾授课时刻表》和《抄录教育普及最要次要办法清单》，反映出当时的教育已与产业无缝衔接，可以认为是义乌人近代商业启蒙的起点。

“文物不言，但能通过专家学者的解读，将其所处的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等生动地加以描述与还原。”金佩庆表示，比如这本《短期小学课本》，就包含了20世纪30年代“短期小学”的特点样貌以及民国义乌县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丰富的历史细节和文化信息。有了这些老物件，就能将各个历史阶段的文明水准与特征清晰地锚定在坐标的各个位置，形成文脉相续的图表。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