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十二虚岁那年，因家庭贫困辍了学。父亲离开了学堂，去生产队放牛。他并没有放弃读书，只是把地点从敞亮的教室转移到青草丰茂的浦阳江畔。

短短两年放牛时光，父亲读了国学、乐理、书法等领域的不少杂书。他有把歌曲旋律迅速“翻译”成简谱的本事，写得一手好字，办红白喜事的主家常请他去写对联。最令人称奇的是硬笔，他可把宋体模仿得八九成像。父亲曾用钢笔一比一复刻汽车票，竟可以假乱真。每到年下，他会在门上贴自己拟写的原创对联，没有读者，便自我欣赏。有时也写写诗歌，抒发生活的苦闷。父亲笔头功夫好，邻居纷纷找他代写家书、状纸、报告。

父亲务过农，当过工人，去过建筑工地，修过驳坎，拉过纤，开垦过鱼塘，种植过菌菇，倒卖过水果，电过鱼，险些命丧水中……1990年，父母结婚，生下姊姊和我。光保证一家四口的衣食，就耗尽他所有气力，再没精力读书。但他对读书这件事依然极其虔诚，依然对生活充满期待和热爱。

2001年暑假，打纸包的小游戏无端在小伙伴当中风靡。甲方先将纸包放置于地，乙方拿自己的纸包在一旁摔，产生的风力和冲击力若成功翻转甲方的纸包，纸包则被乙方纳入囊中。我和姊姊没玩几回，纸包就被父亲全部“没收”。我犟嘴，纸包是用学完的课本折的，是没用了的书。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世上没有无用的书，任何一本书都有价值。人为损毁书，是跟浪费粮食一样不可饶恕的罪过，更是对知识的亵渎。哪怕印了字的废纸，都万不能用来擦手、烧火。

在浙中一带，谁家有红白事，不论谁，都可上门讨红鸡蛋或羹饭。父亲从不去，觉得这是不劳而获占小便宜。然而，正是这样“固执迂腐”的君子，却干过偷书的事儿。

2003年过完春节，父亲去了邻村的造纸厂上班，三班倒，需要出大力气。父亲很少抱怨工作劳累、工头严苛，更多的是讲这一天把多少本书化作纸浆，有多少本是原封未动的新书。父亲实在不忍心将一些有阅读价值的书放进冰冷机器，便偷藏在饭包中带回。母亲用偷书揶揄父亲，父亲理直气壮，“窃书不能算偷。”

我上四年级时，语文老师要求每天摘抄一页的好词好句。近水楼台先得月，父亲的藏书成了我的“百宝库”。久而久之，我跟父亲一样，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致。我会为化为泡沫的美人鱼哭泣，为二桃杀三士揪心，为杰克·伦敦笔下的雪虎鞠泪，为成功逃脱肖申克监狱的安迪鼓掌，也会被平凡世界里的孙少平以及坐在地坛里的史铁生感动……书里装着无限广阔的世界。我终于找到父亲痴迷读书的原因。

命运如此相似。后来，家里造新房，压力大加上常年劳累，冠心病、肺气肿、气管炎等疾病缠上了父亲。他没日没夜咳血。讨债的人围堵到新房，闻到刺鼻压抑的中药味，再不敢开口。我跟父亲做了同样的选择，主动离开学校，跟母亲在老家小镇做裁缝。

白天赚钱补贴家用，晚上父亲鼓励我在灯下自学。家里没条件安装空调，冬夜又冷又长，异常难熬。我的双手除了两个大拇指，其余都长了冻疮，每根都肿得像胡萝卜，疼痒难耐。一用力握笔，刚结痂的食指就会崩裂，疼得龇牙咧嘴，每张纸页几乎都血迹斑斑。父亲叹气，自责拖累了我。他给我生火熜暖手，去街上买“小太阳”给我暖身，还一再嘱咐母亲，白天尽可能减少我的工作量，好让我多点体力读书、写作。

相比父亲，处在信息发达时代的我必然是幸运的。做裁缝四年以后，家里经济好转，我找到喜欢的文字工作，在杭州站稳脚跟，开始为自己而活。我还拿下知名大学的文学和法学双学位，并在国内数十家主流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

读书给了父亲极大的精神慰藉，让他笃定从容，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直面贫困和病痛；读书也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成为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