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朝诗人，人们立马会想到“李杜”，李白、杜甫的诗可谓流传千古，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唐朝的著名诗人很多，比如元稹的诗在当时即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居然排在了香山居士之前，可见他当时诗名之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便是他传诵至今的著名诗句。这两句诗和“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同出自他所写的《离思五首·其四》一诗中。诗人巧借“沧海水”“巫山云”作比喻，来表明他对亡妻的思念，表现夫妻昔日的美好感情。诗人信步于花丛，全无心思看那百花争艳，一半是因为笃佛修道，一半是因为忘不了她。

一个“缘”字，道尽了世间的遇见和别离，也让此诗成了千古佳句。说起这个“缘”字，不得不讲一讲元稹与义乌双林寺之间一段非同寻常的缘分。就在他担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期间，曾多次来到双林寺，并分别以寺院、僧人、方丈为吟咏对象，写下了《古寺》《定僧》《观心处》等三首诗，记录了他在双林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

一

无稹的诗名早著，而在他的所有存诗中，最有特色的当数艳诗和悼亡诗。其中《离思五首·其四》是比较著名的一首。此外，元稹在散文与小说创作方面亦颇有收获。众所周知，《‌西厢记》‌的杂剧版本由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创作，而其故事便直接来源于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元稹的《‌莺莺传》虽只有数千字，却文笔优美，刻画细致，把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写得跌宕起伏。

在唐代，不仅诗歌艺术达到了顶峰，佛教在唐代也步入了鼎盛期，很多士大夫受其吸引，纷纷开始有意接近佛教人士，积极学习和宣扬佛理。一些在仕途和人生中遭遇了坎坷的诗人，也希望借此消除烦恼，获得灵魂的安息和心灵的清净。翻开唐诗，我们会发现诸多诗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中都带有佛学色彩。元稹在青年时曾犯颜直谏，却遭到了无情打击；中年投靠宦官，试图争取高位，又遭到世人的鄙视。后来爱妻又过早去世，这一切都压迫着诗人的心灵，令其难以承受，于是试图在佛教中寻求解脱。在元稹所作的数百首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烙上了佛教的印记，留给义乌的这三首诗，便都与双林寺有关。

“古寺春余日半斜，竹风萧爽胜人家。花时不到有花院，意在寻僧不在花。”这首《古寺》是元稹描写双林寺的诗作之一。诗中的“余”亦作“馀”，指剩余；“春余”，即在春天将尽未尽之时，意为春天的尾巴。“日半斜”，指太阳已经过了正午往西斜垂的状态，即处傍晚时分。第二句中的“萧爽”，含有清净闲适之意。这里的“花院”不仅是个实体，更是一个象征，代表着诗人内心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不在花”，可以理解为真正的清净不是通过物质或他人的指引而得，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

这首诗描绘了春日中的双林寺所呈现出的静谧恬淡、清新明丽的景象：春天已过去了大半，太阳光线斜照在古寺的院墙上；春风吹过古寺内的竹林，送来了一股清爽怡人的风，胜过了平常人家的景致。在这个春色勃勃的季节里，即使还没到花开之时，心中的那片净土却已经如同花朵般绽放了。这是因为诗人关注的并非花朵的美丽与否，他是在寻找一位高僧以解心中之惑。

诗人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到的艺术感受，将古寺中的春意与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展现出一种禅意。诗的首句，设定了一个温暖而又略带寂寞的场景，看阳光透过古老的建筑，投射在清冷的院墙上，展现的是一丝不完整的温馨。这种描写既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又给古寺营造了一种特有的宁静气氛。古寺中的竹林，在春日的微风中沙沙作响，似乎比世俗家庭的喧嚣更加令人心旷神怡。这不仅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美的赞叹，也写出了诗人欲摆脱尘世喧闹生活干扰、决意过上一种闲适恬静生活的追求。诗人来到寺内，本要寻找一位高僧以解心中之惑，最终却发现那份宁静与超然并非来源外界，而是来自内心的净化和升华。诗人通过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描写，将僧侣的存在看作是更加珍贵的事物，而非外在的花朵之美，所表达的是一种超脱世俗、超然物外的心境，也反映出诗人对于精神家园的向往。

二

元稹在访双林寺时所作的另一首诗《定僧》，则是一首恬然自适、充满佛理的禅诗：“落魄闲行不着家，偏寻春寺赏年华。野僧偶向花前定，满树狂风满树花。”

诗的题目“定僧”的“定”字，就是禅定之意，是一种让内心处于专注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定僧”，就是进入禅定状态的僧人。诗的开头以“落魄”二字落笔，表明了人生并不得意。一个“闲”字，却又显示出诗人好像并不是特别痛苦。“不着家”，就是不执着于家里的妻儿老小、世俗生活。诗人落魄闲行，浪迹江湖，却是悠然自得。“偏”假借为“遍”，遍地。后两句的“狂风”与“花”，是相对的两种境地，犹如“险恶”与“祥和”，“动”与“静”，“落魄”与“得意”等。用一个“偶”字，可见此地并非常来，而是诗人偶然所见。野僧禅定、风吹繁华，动静结合、互相映衬，花朵的繁华美丽与狂风的肆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野僧”和“繁花”的形象展现得栩栩如生，从中也反映出生命的多变和无常。

此诗的首句表达了诗人远离尘嚣，并没有固定的住所，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次句继续抒发诗人的这种梦想，于是要到寺庙去寻求精神寄托，要珍视春天的美好时光，这也是诗人泰然自若心情的写照。当然，多数人在落魄之时都会选择回家，但诗人只是信步闲行，并不急着回家，因为在诗人看来，境遇因缘而生，好与不好，不随境转，自在而欢喜。他希望通过“遍寻春寺”，来体会岁月的流转。此时，正巧遇上一位隐居在山林中的僧人，见他面对满树娇妍的繁花沉思静坐，没有丝毫的贪爱之情，即使在狂风肆虐中，花朵依然繁盛，僧人定力深厚，心念更加集中。这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也象征着生命的坚韧与美丽。

全诗的大致意思是：落魄的诗人在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并不急着回家。他在四处漫游寻找春天的寺庙，欣赏春花盛开的美景。偶遇一位隐居山林的僧人在花前驻足，且看着眼前绚丽夺目的满树春花，不料一阵狂风扫过，满树花朵随风飘舞，最后凋零满地，化作了尘土，便构成了另一番景象。此时此景，由物及人，诗人因为官场失意，消遣苦闷的心境，在这大好的春天来到荒郊野外的寺院中欣赏春色，在不经意间看到高僧在盛开的花丛边静心禅坐……由此描绘了一幅满树的春花与沉思的高僧相映成趣的画面，这令诗人心生羡慕。此诗也传达了一种超脱世俗、与大自然合一的哲学思考。

三

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与元九（元稹）书》中写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著作文章应该着眼于时局、大势，创作诗歌应该扎根于社会现实。元稹所写的《观心处》，便是在认真观察了所识双林寺僧徒们的生活后写下的又一首感悟性诗作：“满坐喧喧笑语频，独怜方丈了无尘。灯前便是观心处，要似观心有几人。”

“观心”是佛家术语，观察心性如何。佛教以心为万法的主体，无一事漏于心外，故“观心”即能究明一切事（现象）理（本体）。《大学》中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通俗地讲，观心是一种冥想和禅修的方法，旨在通过观察自己的内心来发现自己的思维模式、情感和行为习惯，以实现自我理解、自我反省、自我调节和自我成长。“处”，是指人或物所在的地方。“观心处”，意味着诗人要通过观察自己的内心来探寻真理。诗中的“满坐”，指在座的所有人。“喧喧”，形容声音大而混杂。“独怜”，意为特别喜爱、特别哀怜。“了无”，是全无、毫无的意思；“尘”，即尘埃；“了无尘”，即没有一丝尘埃，意为宁静得没有一点杂念。

此诗描述了一个在喧闹中独处的场景：满座上下都是欢声笑语，诗人却独自欣赏方丈的清净，在他身上觉察不到有一丝尘埃。灯光下，正是观心修行的地方。于是诗人扪心自问，能像方丈那样真正观照到自己内心的又有几个人呢？这首诗主要描写了诗人在探寻真理、观察内心时流露出的一种感悟和困惑。诗人认为，能在灯前观心修行的人并不多，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像方丈一样真正观照到自己的内心，反省自己，改变自己，表达了诗人对清净修行生活的向往和对众生觉悟的期盼，富含深刻的哲学意蕴。

四

元稹是唐朝中期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此外，他还是一位官至宰相的政治人物。唐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他与白居易因“同登科第”，后来又同被朝廷授校书郎，彼此被对方才华倾倒，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成为新乐府运动的创始人。长庆二年（822年），元稹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深受唐穆宗眷顾。不过元稹没有当多长时间的宰相，就因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向穆宗谄媚，被罢相后外放，出任同州（今属陕西）刺史。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八月，元稹结束了同州刺史的贬谪生活，却没等来中央的召回，而是被调到越州（今绍兴），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御史大夫。而且这一待，就是六年多时间。

浙东观察使即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治越州。根据唐代官制：团练使全名团练守捉使，负责一方团练（自卫队）的军事官职；唐初团练使有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二种，一般都团练使多由观察使兼任。观察使，唐代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长官，全称为观察处置使。唐于诸道置观察使，位次于节度使。在元稹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时，浙东观察使管辖范围包括越、婺、衢、明、台、处、温等七州，总领38县，婺州属他管辖范围。对此在元稹在《还珠留书记》中有记载：“余莅越。婺，余所刺郡。”

元稹调任越州，越州虽不比同州离京城近，发展得却更加繁荣，江南的秀美和灵动浸润了元稹几经起落的疲惫心灵，也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他一方面命所属七州疏浚河道，治理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绩；另一方面，他又忘情于浙东山水，与僚属学子徜徉于山川名胜、佛教圣地之间，赋诗作文，唱酬记盛，把日子过出了诗意，好不逍遥自得。

“风雅”对于文人士大夫们来说，是一种令人神往并不倦追求的人生境界。他们在一起除了谈论诗词歌赋，还常把书画爱好作为满足自己对于高情雅趣的追求。元稹青年得志，曾一度官至宰相，喜好读书，文笔甚佳。

元稹所写的《古寺》《定僧》《观心处》三首诗作，都没有确切的写作日期，而在《还珠留书记》中则注明了确切的写作时间：宝历三年（827年）十月二十日。他在《还珠留书记》的首段还详尽地列出了他的职务和称谓：“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

“梁、陈以上，号婺州义乌县为东阳（郡）乌伤县。县民傅翕，字玄风，娶刘妙光为妻，生二子。年二十四，犹为渔。因异僧嵩谓曰：尔弥勒化身，何为渔？遂令自鉴于水，乃见圆光异状。夫西人所谓为佛者，始自异。一旦，入松山，坐两大树下，自号为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久之，卖妻子以充僧施，远近多归之。”元稹在《还珠留书记》一文中首先介绍了傅大士创建双林寺的经过。

接着，元稹介绍了傅大士拜见梁武帝的情景：“梁大通中，移书武帝，召至都下；闻其多诡异，因敕诸城吏，翕至辄扃闭其门户。翕先是持大椎以往，人不之测，至是挝一门，而诸门尽启。帝异之。他日坐法榻上，帝至不起。翕不知书，而言语辩论，皆可奇。帝尝赐大珠，能出水火于日月。”

双林寺尊享着南梁、南陈、隋等数代帝王的偏爱与荣宠，所以寺内多藏有名人墨迹与皇帝书诏。其中的皇帝书诏即有：陈太建五年（573年），寺僧上书陈宣帝请上下朝贵为双林寺护法檀越，陈宣帝有答书；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十八年（598年）和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曾分别作书给傅大士弟子惠则法师；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有书与寺僧。另据《婺州双林禅寺善慧傅大士传录》卷二写道：“其大士遗迹，虽岁月淹久，至今在者……法猛上人织成弥勒像……张僧繇画菩萨两铺。”除了这些织像和画像，还有《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惠集法师碑》等碑文。

在介绍双林寺的由来时，元稹还分别提到了义乌籍的唐朝第一位国子进士楼颖为傅大士撰写的“实录”，以及徐陵为傅大士撰写的碑文——《东阳（郡）双林寺傅大士碑》。元稹写道：“陈太建初（569年），（傅大士）卒于双林寺。寺在翕所坐两大树之山下，故名焉。凡翕有神异变现，若佛书之所云，不可思议者。前进士楼颖为之实录凡七卷。而侍中徐陵亦为文于碑。”

说起傅大士在去世后双林寺对世上的影响，元稹这样写道：“翕卒后，弟子菩提等，多请王公大臣为护法檀越。陈后主为王时亦尝益其请。而司空（官职名）侯安都（南陈名将、工隶书），以至有唐（朝）卢熙，凡一百七十五人，皆手字名姓，殷勤愿言。”

从元稹所写的文章中可知，双林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颇高，且对社会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傅大士一生以弘法度生为首务，大智若愚、慈悲为怀、功绩卓著，其弘法之成就也得到了文人墨客的赞赏，他的言行和佛学思想主要载于《傅大士录》中。

在唐元和至宝历年间，楼颖搜集整理了有关傅大士的业绩、语录及其所作之诗歌等，最后辑录成《婺州双林禅寺善慧傅大士传录》共八卷，楼颖“将恐芳尘散逸，后来无闻，遂追访长老，编而次之，以为《传》八卷，以示于后云耳。”因楼颖所辑者其文繁杂，用语俗野，至宋代绍兴十三年（1143年），由两浙东路安抚使楼炤删其讹误，刊定为《傅大士录》（又称《善慧大土语录》）四卷。

徐陵是南朝梁、陈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以写“宫体诗”和骈文闻名于世。南陈太建四年（572年）九月，陈宣帝诏令他给傅大士撰写《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文，全文近3500字。其中，他在碑文中写道：“大士薰禅所憩，独在高岩，爰挺嘉木，是名梼树，擢本相对，似双槐于侠门，合干成阴，类双桐于空井，厥体贞劲，无爽大年，置霜停雪，寒暑葱萃，信可以方诸坚固，譬彼娑罗。既见守于神龙，将为疑于变鹤，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矣。”

该碑文文辞典雅华赡，气度雍容，可以说是对傅大士一生的记叙与总结评价。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