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浓浓古诗情，悠悠文明韵。义乌自古山川秀美，物华天宝，造就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璀璨的历史文化，也吸引了不少名人雅士流连忘返。他们寄情于这里的山水，不吝笔墨为义乌留下了几多动人诗篇。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它往往以凝练的语言，给人以启示。每当品读一首首令人心动的诗歌，就如同邂逅一位超凡脱俗的绝世佳人，总能让人沉醉在古诗词的唯美意境中，仿佛穿越了时空，与诗人共度那段悠远的岁月。
为了再现义乌的山川之美，品味诗人笔下的悠悠情怀，就让我们跟着这些经典古诗词，循着诗人们的足迹来一场义乌文化深度游，感受诗人笔下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摄
苏溪亭，一个梦幻般的存在。它从唐诗中走来，见证了多个朝代的兴衰变迁，成了义乌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符号。它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行旅者的精神家园，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却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黑格尔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诗意尽显的苏溪亭则如那天籁之音，可以带着你穿越历史的天空，飞扬的思绪飘向前世今生。
蝉鸣翠柳，鸟戏树梢，乘着徐徐清风，行走在苏溪之滨，便有一种别样的情怀，深邃而又旷远。溪流平缓，最浅的地方不过脚踝，不时吸引着孩子们来这里踩水嬉戏，妇女们则爱来这里浣纱洗菜；溪水潺潺，低声吟唱着那古老的歌谣。遥想溪畔当年，一座苏溪亭因戴叔伦的一首七言绝句而闻名遐迩。咏物抒怀，诗人在此留下情感印迹。且不论那倚栏人是谁，也不管谁在弹拨阑干十二曲，诗人笔下的风景是真美：亭阁清溪，春风燕子，芳草绿波，烟雨杏花……这不正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田园吗？
世间之大，莫过于一亭之间。单檐或重檐，长亭更短亭？虽然它早已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来过，就不曾离开。一座苏溪亭，那是许多文人骚客心中的无边风月，它以诗歌的形式，吟诵在历史文化的传承间，芬芳在人间烟火的时光里，玉立在历史深处的记忆中，一千多年来有多少人为之倾倒。苏溪亭，一个诗意的名字，每当走进苏溪，心中便会涌起无限的激情与畅想，不信你听，那阑干十二曲的音乐又响起，似远还近，又倏忽即逝，余韵悠悠。那就请循着这穿透灵魂的音乐，跟随诗人的脚步，让我们一起去细细品味苏溪亭的艺术魅力。
门前溪水绿如“酥”
苏溪自古为交通要道，人员来往频繁。它下达县城，上通诸暨，地理位置优越，从县城过苏溪到善坑的官道，即可直通诸暨，故在古时，与诸暨交界的善坑便成了繁华之地。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地名善坑，自界至诸暨县治六十里。善坑系官路，铺递连络，行旅肩摩。前此蹊败不修，隘防不饬，（知县）王廷曾鸠工葺治，轮卒扼守，俾出途无困，伏莽自消。”
出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但古时囿于修路和造车技术，除了走“官路”，长距离交通主要还是靠水路，然后在不同水路之间由陆路转换。古时义乌的水运，除了义乌江（包括南江），就依托浦阳江：义北的，经浦江古塘到诸暨旺湾；义东北的，在苏溪、大陈顺溪至安华入浦阳江，也到旺湾转船至临浦、杭州。
苏溪正处于浦阳江的上游，浦阳江的源头在乌伤县。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浙江又东，合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在古代，一到雨季，溪水暴涨，洪水泛滥，桀骜不驯的苏溪，就变成了一匹无端发怒的野马，水患几千年不绝。每逢犯浑时，山洪暴发，苏溪总要一反常态，身不由己，冲决溪堤，吞噬农田，撕裂桥梁，淹没村庄；风和日丽时，清澈的溪水灌溉着农田，成就了“五谷丰登”，哺育了这一方人。但这长流不息的溪流，更多地彰显温柔多情的一面，正如它的名字，苏溪原名叫酥溪。“酥”是会意字，与禾、酉（代表酒）有关，字本义为酪类。古人常用“酥”来形容水，唐代韩愈曾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宋代苏轼也以“微雨如酥”来形容。
因此，从字面上可以理解，古时的酥溪是一条多么温顺而美丽的溪流。义乌旧志书上对酥溪的解释是：“其水甘而腴，有类于酥”。另据清光绪《义乌苏川胡氏宗谱》记载：“乌伤之西北有地曰酥溪，谓其水甘而腴，又类于酥也，或曰昔者有酥氏居住，故曰酥溪。”因为“酥”“苏”谐音，后来便演变为苏溪，既是溪名，又是地名，两者相得益彰。
苏溪之美不仅体现在水上，那清冽的溪水涓涓流泻，两岸风光更是秀丽宜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溪古时盛产竹子，有“十里竹海”之称，苏溪源头的清潭山，最高处为“春冈雪顶”，有石如鸟喙突出，称“鹰嘴岩”（鹰嘴岩后因修公路被炸毁），古人曾命此景为“青潭鹰啄”，名列古代“义乌八景”第二位。《万历义乌县志》卷之三对“苏溪”有记述：“酥溪，去县东北三十里，源出清潭山，至丫口与深溪合，入丰江（旧时浦阳江上游称丰江）。”另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箭山，县东北四十里，高三十丈，青潭山之东，横亘山源之口。山多竹箭，故名。”
苏溪风光秀美，不仅因为这“十里竹海”，这如“酥”的秀水，更因为有苏溪亭。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唐代时，苏溪亭又名“溪上亭”，立于苏溪水中的石桥上。《康熙义乌县志》则有这样的记载：“溪上亭，唐戴叔伦留诗处。”至于唐时的苏溪亭在何时所建、建得何等模样？现在人们谁也说不清了。遥想当年，此地溪水悠悠，芳草萋萋，锦鳞游泳，亭台芬芳，有如此多姿多彩、风光旖旎的美景，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加上这里又地处交通要道，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自然也是吸引文人骚客的一个原因。
苏溪长流不息，从清潭山走出，一路向西，在冲向滴水岩山、经过了一番激荡之后北折，经大陈西北出县境。它一路奔腾、一路欢歌，再经浦江郑家坞、诸暨安华汇向浦阳江，最终汇合到钱塘江，滚滚注入大海。众多文人墨客经过苏溪时留下了经典诗词，刻录下曾经发生的过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唐诗宝库留一席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在中国文学史中，唐诗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出瑰丽的光芒。苏溪因着“苏溪亭”，有幸在唐诗宝库中留有一席之地。
“酥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中唐著名诗人戴叔伦所写的这首《苏溪亭》，是一首七言绝句。不难想象，当大诗人戴叔伦行至此地，遇上了苏溪亭，自然是神思飞扬，诗短情长，在一番低吟浅唱中，挥笔写下了这首经典小诗，在义乌历史上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此诗首句写出了地点和节候，“漫漫”是无边无际的意思；次句写倚阑人的形象，“十二阑”指乐府古曲中的“阑干十二曲”；三四句写春光将尽，具体而婉曲地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思念，“燕子不归”是指远方未归的游子，“汀”指水边的平地。全诗四句皆写景，而“一切景语皆情语”：苏溪亭边野草青青，无边无际，不知不觉已到了暮春时节；苏溪亭外，是谁在东风吹拂中唱着阑干十二曲呢？燕子尚未回到旧巢，而美好的春光已快要尽了；迷蒙的烟雨笼罩着一片沙洲，料峭春风中的杏花，也失去了晴日下艳丽的容光，显得凄楚可怜。此诗不但描写了浓郁而迷蒙的暮春景色，更写出了那“倚阑人”清幽而忧郁的心情，诗韵人情，隽永醇厚而深婉柔美。
戴叔伦，字幼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今江苏常州金坛区金城镇南窑村）人。他出生于一个隐士家庭，年少拜唐朝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常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萧颖士为师，史称他为“萧门人之冠”。25岁时离家进京考取功名，位列“大唐十大才子”之九。大历三年（768年），由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晏推荐，任湖南转运留后（留后是指节度使等正员入朝时，由亲近之人把持当地事务）。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五月，出任东阳县令。
一首《苏溪亭》几乎出现在各个时期编撰的《义乌县志》中。但古《义乌县志》在介绍这首诗时，都把戴叔伦在东阳做知县写成了吴宁令，诗的题目写作《过酥溪诗》。如《康熙义乌县志》卷之十六写道：“水竹洞天，酥溪，唐贞元中，戴叔伦令吴宁，《过酥溪诗》……”实际上，当时的吴宁县已废，应为“东阳县”，诗的题目也非《过酥溪诗》，而是《苏溪亭》。在由崇文书局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中，就刊有这首名为《苏溪亭》的诗。
东阳建县前为“吴宁县”，取“吴地安宁”之意，至隋开皇九年（589年）吴宁县被废。唐垂拱二年（686年），析义乌县东冲要地及被废的吴宁县故地置县，名“东阳县”，今之东阳市称“东阳”之名自此始。另据沈约所撰《宋书·州郡志》的记述：“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孙氏分诸暨立。从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吴宁，唐垂拱二年（686年）以义乌东冲要地及废吴宁故地置东阳县。”戴叔伦就任东阳县令的时间是建中元年（780年），此时县名显然已称“东阳”，而非“吴宁”。
戴叔伦任东阳县令时已近50岁。因受朋党之争牵连，任八品监察御史的戴叔伦调任东阳县令。当年他对任此职也是有情绪的，有他作答茶圣陆羽的《敬酬陆山人二首》诗为证：“党议连诛不可闻，直臣高士去纷纷。当时漏夺无人问，出宰东阳笑杀君。由来海畔逐樵渔，奉诏因乘使者车。却掌山中子男印，自看犹是旧潜夫”。
在当年，戴叔伦不喜欢赴任东阳也在情理之中。他到东阳时，东阳经过了浙东袁晁之乱及多起农民起义，民不聊生、田野荒芜。但他自幼受孔孟的民本思想熏陶，深知农民暴动是因赋敛和生活之困，于是在他上任伊始，便“缓其赋”“平其役”“简以惠下，信以怀忘”，让人民休养生息，逃亡者返回家乡。他又提倡养蚕，号召种桑树；修水利，整顿堤塘；抑制豪强，对贼寇下重手。据唐御史中丞陆长源在《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中的记载，戴县令在东阳还大兴商旅贸易，流通财货，力倡教化，开办学校，“讲诵之声，闻于里巷”。于是人怀谦让，斗讼止息，“其俗则泰，其人则康”。东阳之境初步呈现安定富足的小康气象。
戴叔伦是中唐的著名诗人，才艺为世所推许，又是一位贤吏，一生为官“清明仁恕”，受百姓爱戴，所到之处，人民必记刻金石，载其功德。他任东阳县令三年，政绩显著，而在任东阳县令期间，也曾留下许多诗篇，其中《苏溪亭》一诗大约写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仲春。当时，戴叔伦由东阳赴湖南去见曹王李皋（李世民第十四子李明的玄孙，天宝十一年嗣封曹王），在途经苏溪时，见江南温婉秀丽的晚春美景，即景怀人，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诗，倾吐了自己对被怀念人的情感。
戴叔伦的诗多写农村生活，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构思新颖，讲究韵味，体裁皆有所涉猎。其论诗主张是，“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他要求诗中写景要有韵致、有余味，其中《江乡故人偶集客舍》一诗被选入《唐诗三百首》。
戴叔伦自任东阳令后，经三考于建中三年离任，又因唐代考绩多在岁末，故其离开东阳之时已在建中四年（783年）初。戴叔伦在离开东阳县，将赴湖南任职之时，东阳百姓依依惜别，这从戴叔伦的留别诗《将赴湖南留别东阳旧僚兼示吏人》可见东阳人民为他饯行时的情景。东阳百姓也没有忘记他的德政，在唐兴元元年（784年），即在戴叔伦离任的翌年，继任者卢习信顺应民心，为他立下《去思碑》作纪念。
戴叔伦在离开东阳后，先入湖南观察使李皋幕任职，这从《将赴湖南留别东阳旧僚兼示吏人》一诗中可以看出。由于当时李皋已调任江南西道节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在讨伐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之叛，所以戴叔伦去湖南并未成行，而是直接去了江西，入李皋幕任随军书记。兴元元年（784年），戴叔伦任抚州刺史；贞元二年（786年），罹谤受讯，不久雪谤；贞元四年（788年），戴叔伦为容州（今广西容县）刺史、容管经略使兼御史中丞；贞元五年（789年）夏，以病辞归，在返乡途中客死清远峡（今四川成都北），之后返葬于金坛小南门外县城南郊。
重建古亭唱和诗
苏溪亭因戴叔伦而扬名，苏溪也因他而大放异彩。苏溪亭不仅是一座名亭，更是一首流动的诗歌，一幅带有流动色彩的图画。此去经年，苏溪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了过往烟云，但幸而有唐诗使诗意永存。每当人们读《苏溪亭》，便会生发出一种沉郁的幽思，攫住人的内心，也引来历代文人墨客的相互应和。
南宋文学家楼钥，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历官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资政殿大学士。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即金大定九年），他曾以随员身份、随舅父汪大猷使金，去给金国皇帝贺正旦（正月之旦，农历正月初一），并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从温州出发，经丽水、缙云、永康、东阳，途经义乌到北京的历程。在他的《北行日录》中写道：“（乾道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行十余里入东阳县……溪行五十里，宿（大陈镇）余店，盖过苏溪八里矣。”楼钥在经过苏溪的时候天色已晚，也撩动了他的诗情，遂作诗《过苏溪》：“处处溪还舍，家家石累墙；有时逢老稚，无事只耕桑。野色撩诗思，村醪引醉乡；山川已如许，急雨更斜阳。”
明初宰相汪广洋，江苏高邮人，也可算是戴叔伦的老乡，元末进士出身。他也许是受老乡戴叔伦的感染，也许是被苏溪美丽的景色所吸引，在经过苏溪时，曾写诗应和，写下了一首《过苏溪桥》：“石磴盘盘卧湿云，山深瑶草不知春。马头忽见梅如雪，终有轻寒不着人。空谷无人响暗泉，隔溪茅屋见炊烟。东风故遣飞花出，知是桃源别有天。”显然，汪广洋的心境与戴叔伦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让他感触到的是枝枝寒梅、淙淙溪泉、袅袅炊烟，还有这东风飞花，所看到的景象犹如世外桃源般美好。
元末明初，苏溪名人辈出。在《康熙义乌县志》卷十四“政事”部分有高信的小传：“高信，字克信。自少好学，喜吟咏，见义必为。（至正戊戌）太祖取婺州，信与邑人胡琏、胡让运粮，以资军用。洪武十三年（1380年），应求贤诏，三人试中，俱授户部郎中。信居官勤谨有守，陈言立事多称旨，十四年，特升本部侍郎，晋尚书，赏赍加厚。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卒于家。”
在高信小传中提到的胡琏、胡让是苏溪胡宅村的两兄弟，曾与高信同助粮佐明太祖。胡让住于讲岩书院，即今苏溪滴水岩之地，晚翠亭、积翠楼，就是他当年读书的环境。讲岩山的命名出处就在这里。滴水岩又叫水竹洞天，当年山上有秀竹叠翠，溪水中竹影摇曳，加上常年有水从巨岩上滴下，故又称滴水洞天。
胡琏为胡让之兄，字伯器，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授予户部郎中，后任户部侍郎。此任之前，即在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胡琏在家乡苏溪的讲岩山旁、苏溪之滨，重建了苏溪亭，旁植修竹，成清凉之地，亭曰“水竹洞天”。《康熙义乌县志》卷之十六对“水竹洞天”有这样的注释：“元至正十七年，胡琏筑亭溪滨，察伋士安（元朝官员，翰林编修）题其楣。”
胡琏重建其亭后，以存唐时之胜迹，遍邀文人雅士优游其中，吟诗作赋，在苏溪的“水竹洞天”举办了一场闻名遐迩的“文学沙龙”。这可是一场追慕古风、文人雅集的大诗会，“水竹洞天”顿时成了众诗人吟咏的对象，各地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凡是有才能的士大夫经过这里，也会写篇诗文相赠，由此留下了许多精美诗文。
对于当时的情景，《崇祯义乌县志》卷之十九对“水竹洞天”有这样的记述：“国初（即明初），胡伯器结亭苏溪之滨，与诗人游宴赋诗。其诗数十首，都无俗韵。盖吴郡陆伯临、广信陈修、番阳程国儒诸子作也。宋承旨文为之记。”
唐肃，越州山阴（今绍兴）人，通经史、博学，国史编修官，与高启、王行等号称是“北郭十友”，又称“明初十才子”。唐肃的《水竹洞天》诗写道：“人间洞天三十六，谁到酥溪溪上头。湘水有人裁玉篴（同笛），武陵无地入渔舟。半泓龙起或成雨，六月夜来疑是秋。更有高楼名积翠，重重帘箔不须钩。”义乌人王初在《水竹洞天》一诗中写道：“亭外清流自激湍，绕亭都种碧琅玕。玻瓈（同璃）光浸轩囱冷，裴翠阴涵枕簟寒。稚子得鱼时下钓，道人剪箨巧为冠。敲金戛玉风来际，仿佛飞仙响佩环。”一场名家云集的大诗会就在苏溪亭畔精彩展开，为苏溪留下了诸多诗篇佳作，也极大地提升了苏溪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苏溪亭，一个延续苏溪千余年文脉的古老亭子，曾有多少文人雅士为之倾倒，吸引了各朝诗人在此吟诗作对。在明洪武十年（1377年）八月二十四日，苏伯衡曾专门写过《名亭辩》给予赞美，并与之比作“真仙之馆”。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祖籍四川眉山，翰林院编修。他在《名亭辩》中写道：“义乌酥溪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临流构亭，旁植美竹，因名其亭曰‘水竹洞天’。客或难之曰：‘洞天者：真仙之馆，以燕游之所方之，可乎？夫古人之名亭，尚其人者有之，即其地者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寓其意者有之。若三十六洞天者，于亭何有焉？’”
“三十六洞天”是道教仙境的一部分，多以名山为主景，或兼有山水。道教认为此中有神仙居住，乃众仙所居，道士居此修炼或登山请乞，则可得道成仙。换言之，“洞天”意谓山中有洞室通达上天，贯通诸山。东晋《道迹经》认为，“五岳及名山皆有洞室。”所列十大山洞名与十大洞天一一对应。
苏伯衡将苏溪亭命名为“水竹洞天”，将据山溪之要的苏溪亭比作“真仙之馆”，其胜在何处？胡伯器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将此争论交给了空同子（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的号）来回答。
空同子说：“若往应之曰：以为洞天必在幽遐峻绝之域乎？……今吾酥溪，泉深而土沃，民皆安于耕凿，俗朴淳而有古风，又际时休明，盗贼屏息，物无疠疵，而吾之亭据山溪之要，会风气之绵密，水竹之清华，禽鱼之下上飞泳，夐焉如在世外。行道之人触尘埃而冒风日，沿溪流而度阡陌，回望甍桷于苍翠之表，将以为何地。贤大夫士，行李东西，行过吾门，而吾延致亭上，与之寓情耳目之乐，旷思坌壒之外，讲论缮性禔身之学，内王外霸之略，其人往往山泽之癯、列仙之儒，莫不充乎自足、泊乎无求、浩乎不为外物所夺。然则吾终日相与群居，不犹真仙之与居乎？名以洞天，奚为而不可也？”
将苏溪亭命名为“水竹洞天”，用空同子的回答便是“奚为不可”？苏溪溪水，自古流到今，淙淙不绝，就像一条玉带，飘荡在青山之间，虽历经沧桑，仍难掩汩汩文脉。行人漫步其间，跟着古诗词一起畅游，有诉不完的缱绻深情。其中的每一首诗，每一段背后的故事，都记录了历史曾经的片段，让人含英咀华，流连忘返。苏溪古老灿烂的文化，亦如历史长河之中的明珠，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