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红军模范师政委彭栋才（后改名彭林）曾在浙江抗战八年，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在义乌。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彭林受党组织委派赴上海开展地下抗日斗争。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就转移到浙江省吴兴（今湖州），边寻找组织，边组建抗日武装。在义乌，他先潜伏在国民党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后带领部队在义（乌）北大畈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会师，历任金萧支队独立大队大队长、参谋长、支队长。

今年是彭林将军诞辰110周年，重温这段历史，传承红色根脉，以示纪念。

（一）

彭林，1914年6月29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官田乡举洲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彭栋才。1930年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后，他历任红军第六军团团政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军团保卫局局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模范师政委。转战湘、鄂、川、桂、黔等地，到达陕北后进入红军大学（后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延安随张爱萍赴上海组建军事运动委员会，改名彭林，先后任上海军委分会第三科科长、青浦中心县委委员、军事部部长，在上海周围发动全民抗战，组织江浙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上海沦陷后，彭林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便与青浦中心县委书记王文林一起转移到浙江湖州。他们一边寻找组织，一边独立自主组建抗日武装。在安吉递铺办起了历时三周的军政人才“抗训班”，帮助当地有声望的进步青年郎玉麟，组织成立吴兴县抗日自卫大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8月间，按照“灰色隐蔽”的要求，接受国民党专署整编为“浙江一区抗日自卫总队第十大队第二中队”，后改名为“第九中队”。不久，与中共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取得联系，彭林接受中共浙西特委的领导，并任中共浙西特委组织部部长兼军事部长。

1940年10月，彭林调任浙江保安第四团二大队大队附；1942年5月又调任“浙保四团”七中队中队长。其间，他率部从永康县新楼去四团团部驻地缙云县壶镇的途中，遇见在“浙保四团”四中队担任特务长的中共党员孙秉夫。彭与孙分析了当时浙东的战局，认定敌后空虚，是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大好时机。两人商定掌握一部分队伍（兵力），带到敌后去找在永康县下溪池养病的俞慕耕。

（二）

俞慕耕，中共党员，1937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奉命来浙进行敌后武装斗争。曾任国民党浙江一区抗敌自卫总队新兵连连长。1939年2月，“一区抗卫总队”干事、中共总支书记章寿松，根据中共浙西特委的指示，将俞慕耕介绍给潜伏在“一区抗卫总队”的浙西特委组织部部长彭林认识。自此，彭俞密切配合，并肩战斗，以合法身份发展力量，伺机而动，继续坚持地下斗争。1942年5月，时任“浙保四团”第二中队中队长的俞慕耕因患胃溃疡大出血，请假在永康县下溪池村池招远家养病。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国民党军接连弃城逃跑。“浙保四团”在永康四路口、武义夏家畈等地与日军交火，连连败退。彭林领导的中队收容三百余人随大部队后撤。在撤退途中，彭林遇到孙秉夫，指示孙秉夫见机将部队拉到永康下溪池找俞慕耕。孙秉夫按照彭林的指示精神，对该中队长劳良功做思想工作，说服其把剩下的三十多位官兵，携二十多支长短枪和一挺轻机枪，经过三天三夜的跋涉，来到永康下溪池俞慕耕处会合。正在此时，彭林指派他所在的七中队班长徐国光带领全班十多人携步枪和一挺轻机枪，以失散人员的名义也来到俞慕耕处。俞慕耕随即把这五十多人组成一个中队，孙秉夫任中队长。

新组建的队伍，在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同时，需要巧妙掩护自己和保存实力。俞慕耕与孙秉夫依据中共中央“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不谋而合，决定请先期逃亡在新楼，闲居在家的原国民党浙江一区“抗卫总队”副总队长吕思扬出面接掌这支武装。

俞曾在吕部当过连长，受到吕的赏识。吕思扬又见俞有一个中队的实力，认为是自己升官的本钱，喜出望外。但考虑到自己当时没有职务，总要有一个名义才行。于是，吕思扬修书家父吕公望的世交、国民党三十五军赵军长说明原委。俞慕耕即派孙秉夫带着吕思扬的手书去龙泉找到赵军长。结果，赵军长给孙秉夫带回了任命吕思扬为国民党三十五军高级参议的委任状和指派吕思扬在永康招兵买马、筹建部队的命令。

孙秉夫从龙泉返回永康途经丽水时，又遇见在收容溃散人员的“浙保四团”二大队附彭林，孙秉夫向他汇报了赵军长下了委任状的情况。彭林认为，吕思扬是可以暂时利用借力的。不出两个月，俞慕耕组织了六百余人，接着在永康石柱镇打了一次伏击战，杀伤日军多人，部队打了胜仗，很快便被国民党编成“浙江省第四区保安总队”。

不久，吕思扬出任国民政府义乌县县长，他把“四区保安总队”拉到义乌东乡，后改编为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辖3个中队。大队长一职，俞慕耕向吕思扬建议“调浙保四团二大队彭林担任”，俞慕耕为政训员。吕思扬在浙西（一区抗卫总队）就非常赏识彭林，印象中彭林带兵打仗都不错，听到俞慕耕的推荐，马上就同意了；并连续3次发电报给国民党浙江保安处处长宣铁吾，请调彭林来义乌，委以义乌县独立大队大队长职务。吕思扬除了向彭林交待独立大队的情况和所负使命外，还要他特别注意义（乌）北一支具有“政治色彩”的武装部队。

1943年9月，彭林到任后成立了中共义乌独立大队工作委员会，由彭林、俞慕耕、喻更生、张志萱、孙秉夫等5人组成，由彭林为书记。从此，打着国民党军番号的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完全掌控在共产党人手中，在彭林的带领下，坚持在义乌东乡抗战。

（三）

彭林、俞慕耕原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直接联系，刘英被捕后联系中断，因而寻找党的组织是首要任务。

他俩一到义乌，很快就侦察认定义西第八大队和义北坚勇大队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因此，他们召开工委会决定以“独大工委”的名义就近联系坚勇大队。

会后，彭林指派俞慕耕化装侦察找到义北坚勇大队驻地长府村，联系上了大队长崔洪生和政委江征帆。俞慕耕坦诚表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并以“独大工委”的名义，告知已失去党的领导将近两年，希望崔、江尽快帮助与上级党组织恢复联系。第二天，彭林又派孙秉夫等带着他的亲笔报告交给江征帆，请江上报浙东区党委。

1943年12月22日，彭林在崔洪生派出政治交通员的引领下，来到诸暨黄家店向中共金萧地委书记杨思一详细汇报了相关情况。杨思一告诉他：“你们的书面报告，浙东区党委研究过了。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是认识你的。但由于你是中央派来的，区党委还要向中央请示一下。”同时嘱示彭林：“你们‘独大’暂时还要借用国民党的旗号隐蔽活动，什么时候公开党的领导，回到自己的队伍，还要经区党委研究决定。”后经浙东区党委转报华中局，请示党中央同意，使中断联系近两年的“独大”党组织，于1943年年底正式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结束了“孤儿”生活。

独立大队因为披着国民党武装的外衣，义东北廿三里、华溪、翁界、六都坑一带的老百姓见到他们就避而远之，这使“独大”官兵有苦难言。

义乌“独大”的处境尽管十分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彭俞等同志审时度势、奋发有为。彭林决定先打出部队的风格，打出抗日的军威，打出中共军队的特质（铁的纪律），决定打响抗日旗号。曾三次发起对日伪军的战斗。一次是大元尧山之战。选择位于义乌与东阳县城之间大元村的日寇据点作为攻击目标。1943年10月9日，彭林指挥张志萱、方应凯等9人组成突击小组，在大队部的掩护下，身藏短枪、手榴弹，化装成民夫混进大元尧山据点，采取突击快速战术，一举歼灭二十余个鬼子，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大元村尧山之战的胜利，打出了“独立大队”的军威，在金义浦兰抗日根据地和诸义东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巨大反响，一下改变了周边人民群众对“独大”的印象和看法，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至此，“独立大队”已有十挺轻机枪，三百余人枪。

由于彭林、俞慕耕等不但没有执行国民党义乌县长吕思扬“坚决消灭奸匪坚勇（大）队”的命令，反而与坚勇大队秘密来往，密切配合。1944年2月7日，彭林派出了孙秉夫配合坚勇大队在白塘畈打了一仗，俘顽部义乌县警察中队四十余人，缴长短枪三十三支。时间久了，“纸终究包不住火”的，逐步暴露了“独大”的政治面貌，吕思扬下令调独立大队回永康执行新任务。显然，这是吕思扬要下手的信号。这种状况，已经不允许彭林、俞慕耕再继续隐蔽下去了。经请示中共浙东区党委同意，彭林于1944年3月23日率义乌县抗日独立大队离开义东驻地，在义（乌）北大畈加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

彭林历任大队长、支队参谋长、支队长，率部开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巩固和发展了金萧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奉命随军北撤，离开浙江。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先后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2年7月24日在青岛逝世。

（本文图片由徐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