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晚清启蒙思想家谱系，龚自珍的名字特别耀眼。他为我国近代开了一代学术新风。时人赞誉其“文词奇崛渊雅，不可一世”。辛亥革命时期，南社发起人柳亚子更是推崇其诗文“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家在杭州是名家望族与书香门第，三代中有七人为进士功名。与一般士大夫一样，龚自珍人生中以科举考试作为步入仕途的阶梯。相比贫寒士子，龚自珍有着经济条件优渥、家学资源丰厚等优势。就科举考试而言，他直接进入国子监读书，不必辛辛苦苦考秀才。作为官宦子弟，优先录取也是常例。更为凸显的是，龚自珍天资绝异，18岁即以诗词誉满文坛，22岁“慷慨论天下事”，写出惊世骇俗的《明良论》，成为京都名士，人称“贾谊再世”。按理说，他的科举之路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然而，事与愿违，龚自珍仕途乖蹇。嘉庆二十三年,27岁的龚自珍得中举人，后经过五次会试都落第，直到38岁第六次会试才成为进士，进士后也没能入翰林院，久沉下僚，一生不得志。道光十九年，他以小京官辞职南归，翌年辞世。究其原因，固然与他放言论政，激烈抨击君主专制、宣传启蒙思想有关。另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便是朝廷选拔官员过于注重书法，而龚自珍书法不佳，不善小楷而试卷潦草，“卒以法不中程，不列优等”。诚如他的侄子龚家尚所说：“定盦大伯文名震时，而书法不佳，所以殿试用知县，请归中书原班。”

倘论书法，龚家传统久远，且不说其父龚丽正，就是其母段淑斋和其妹龚自璋都是工于书法，尤为精通篆书，时人沈善宝《名媛诗话》誉之“子非羲之献子乎？”而龚自珍平生尽情舒展其性灵，张扬其个性，对以字取士的科举制极为不满，整个身心笼罩在父母诗文才华的光晕中，却对书法鲜有专攻，厌倦枯燥乏味的书法练习，结果多次会试落第。龚自珍即使中了进士后，殿上三试皆以楷法不中程试，不列优等而没能进入翰林院。《清仁宗实录》载：选任军机章京，要求“人品端方，年富力强，字画端楷者”。龚自珍身为内阁中书，具备遴选军机章京的条件，结果无缘，被人谗害的一个理由就是“字画不端”。《清稗类抄》记其事云：“龚定庵生平不喜书，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贡士，改官部曹”。这是那个时代对人才一票否决的硬杠杠。

自唐代开了以“书”取士的先河后，宋明清一脉相袭。清代科场风尚是以书法优劣为先决要素，殿上三试皆遴楷法，以试卷楷书是否光致定优劣，至于问策的高下多被轻忽。乾隆对此有所察觉，但并未有效遏制。到了道光朝，科举考试对书法的苛求更为严厉。时人陈康褀《郎潜纪闻》云：“近数十年，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诟，评第妍媸。”而书法通用的是“黑、大、圆、光”的“馆阁体”，即强调共性，强调规范，字迹不仅美观工整、圆润光洁，而且讲究法度、中规中矩、行列齐整，弊在迷失个性。为求得功名，文人们倾注于“馆阁体”的修炼上。这种“馆阁体”书法完全不合龚自珍习性，也为其所厌恶。龚自珍对“类皆千手雷同”的“馆阁体”极为反感乃至反叛。他曾愤而著《干禄新书》讽刺这种习俗。据说，他命家中的女儿、媳妇、小妾、奴婢都学写“馆阁体”。每逢他人提及翰林，他嗤之以鼻：“如今翰林算什么？我家女人们都会写‘馆阁体’，无一不可入翰林。”

附记：近读王元化《思辨随笔》一书，其第五十八则为《<学隶图跋>钩沉》，称：此跋载于孔宪彝为亡妻朱屿所刻《小莲花室诗词遗稿》，是《龚自珍全集》未收的佚文。这篇佚文一赞朱屿勤习汉代碑刻；二勉朱屿临习周代鼎彝铭文；三对朱屿的楷书不赞一词，足见龚自珍对书法的卓然见识。我颇为激赏王元化的论断：“龚自珍在书法上的革新思想和他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一样，都以返古为指归。乾隆时，郑燮、金农等参用隶笔，已有反馆阁体趋向……《学隶图跋》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正与当时书坛风气的转换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