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电影，那些极具时代特征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片，对出生于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们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好人”与“坏人”的烙印，使我从小就爱憎分明，看到银幕上“坏人”被杀被砍，哪怕在枪弹的扫射下成片地倒下，就欢呼叫好，并无物伤其类之哀。

对那些电影里的角色与演员，已没有多少印象，但有些故事情节，还略有记忆。《红孩子》类似于后来的《闪闪的红星》，叙述红军北上，他们的孩子和“胡汉山”们进行斗争的故事；《七天七夜》保卫延安，《夺印》表现最基层的农村“阶级斗争”，《国庆十点钟》是反特片。那时每个村（大队）隔三岔五都会放露天电影。孩子们追着看，但基本就是瞎子看戏，追个热闹。有谁出场了，便会盯着大人问“这是谁”。大人给出的回答，不是谁谁，而是“好人”或者“坏人”。由此，我知道了反动派、特务、地主富农都是“坏人”，与这些“坏人”作斗争的，自然都是“好人”。最初看电影时蒙蒙眬眬，后来再看，不需要问了，角色一出场，就能自己作出判断。“好人”多是浓眉大眼，魁梧英俊或端庄美丽，“坏蛋”或是油头粉面，或是贼眉鼠眼。

小学高年级时，记不清从哪里借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红岩》《苦菜花》《迎春花》《长城烟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这些小说和电影一样，基本情节都是在“好人”和“坏人”之间展开，最后好人胜利或者“光荣”，“坏人”自然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小说中的“好人”和“坏人”，因为缺少了直观，没有电影里清晰，常常需要回过头来再看看，方能加深印象。

吊诡的是，随着阅历不断增加，对“好人”与“坏人”的认识，反而愈加迷离。感觉所谓“好人”和“坏人”，并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那么简单。譬如巴尔扎笔下的吝啬鬼高里奥老头，吝啬猥琐，自己却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莎士比亚名著《奥赛罗》里听信谗言勒死自己心爱女人的主帅奥赛罗，凶残粗暴，却骁勇善战，有着男子汉勇于自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气概。再后来，发现一些落马官员，落马之后，让人感到“不好”，甚至“不齿”，可落马之前，给人的印象并不差，有的履职之初，确实一身正气，想有所作为，也确实为社会做了些有益之事。

其实，笼统地以好坏论人，既过于简单，又殊属不易。退一步说，即便可以将人分为“好人”与“坏人”，这也属于一定的时间范畴。情随事迁，人随境变。况且，人有变化，评判人的观念与标准也会不断变化。所以，主观地把人归结为“好”与“坏”，通常只是一种停留在特定背景下的道德层面的评判。从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看，能尊崇公序良俗，能自觉遵守法纪，便是合格公民；反之，践踏法律尊严，伤风败俗，就应受到法律制裁或舆论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