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宋代地志，在我国浩瀚书海中，独享一尊；而其作者，又如同历史迷雾中的一个朦胧背影，不仅《宋史》无传，就连地方文献亦是雪爪鸿泥，语焉不详。
岁月失语，惟书能言。近年来宋韵文化的传扬，才廓清迷雾，让人们渐渐熟知王象之及其不朽著作《舆地纪胜》。
一
王象之(1163年—1230年),名熺，字守晖，又字仪父，南宋两浙东路婺州东阳县南里（今磐安县尚湖镇大王村）人。其父王师杞（即王师古），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先做大学教授，再当官衙秘书长，最后专职监察刑狱。据吴师道《敬乡录》记载，王象之有兄弟7人，象之排行第五。叔兄王益之官至“大理寺直”，著有30卷的《西汉年纪》，见识超卓。
南里王氏一脉乃书圣王羲之的后裔，至于为何从山阴迁居大山深处，虽无据可查，但世代为官的家族背景让王象之得以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加上象之本身资质不浅，所以很小的时候，他便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庆元二年（1196年），王象之进士及第，历任四川长宁军文学及江西分宁、江苏江宁知县等职。
家国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王象之年少得志，意气方遒。在《舆地纪胜》自序中，他直言不讳：“余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荆闽，靡国不到”“及仲兄行甫（二哥王炳，官至兵马副都监）西至锦城，而叔兄中甫（堂兄王奕，诗人，著有《卧龙堂记集》）北趋武兴，南渡渝泸，归来道梁”，皆“怅未能执简操牍，以纪其胜”。他“求《西州图记》于箧中藏，未能一二，虽口以传授，而犹恐异时无所据依也”，遂不遗余力地收集简牍原文，又时不时地委托亲朋挚友“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诸郡图经”。
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全面系统记述一定区域自然、社会和人文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王象之之所以痴迷集藏，是因为它有“资治、存史、教化”等多重功能。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王象之心智聪慧，眼界又高，能接触到的地理文献，诸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等，不可谓不多，但都不过是“辨古今，析同异，考山川之形势，稽南北之离合”，至若“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助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倾，而山川具若效奇于左右，则未见其书。”
也就是说，上述种种地理文献多为经世济邦之用。而王象之想要的，是不那么“有用”的地志，“骚人才士”只要开卷，一郡名物皆可尽得。
仔细想想，这不啻是一个“书呆子”的迂腐想法，天真可爱。写一本地理书，只为他人作文赋诗方便，让读者打开书本，即可遨游山水，如同亲临。
难怪，800多年后，著有长诗《与王象之书》（2021年3月，杭州出版社）的金华青年诗人许梦熊，在细读了南宋大量文献以及近代的研究文章后，直言王象之的志趣恰是中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1897年—1986年）所谓的“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即便其事迹只剩吉光片羽，也仍然让我们追慕不已。
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明确著述宗旨后，王象之陷入了两难境地——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想要独立编纂一部方志，并非易事。何况，他是衙门中人，身不由己。怎样才能摆脱缠身之公务，潜心著书立说呢？思虑再三，唯有放弃禄位。
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逃离山野，登上庙堂。王象之倒好，无意仕途，在官场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南里”。
玉山台地，状若一个倒扣的脸盆,踞高怀远，天圆地方。南里地处台地一角，茂林修篁，清郁可人。
据坊间传闻，王象之辞官回家那天，十辆马车载着百箧，前来帮忙的左邻右舍打开一看，里头装的全是“破烂之籍”（即图经）。
回家的感觉真好，此时的王象之踌躇满志。他心系一处，闭门谢客，青灯黄卷，夜以继日地“参订会粹”。
书斋和山野是王象之写作生活的两翼，在书斋里享受纯粹阅读的乐趣，感受内心思考的充实感；在野外观察山水生态，体味自然环境的独特之美，并发现别人没有察觉的差错。
据资料介绍，仅“建康卷”，王象之的参考书目就多达59种。一旦发现疑问，他便芒鞋藜杖，学太史公方行天下，上会稽，探禹穴，风餐露宿，徒步踏勘。而带着问题的体验，目的明确，笃定与青少年时期的信天游大异其趣——山川形胜，碑文歌诗，“皆身所见所闻也，不则宁缺如焉”。
譬如，在“起临安，讫龙州”之“南渡后疆域”的碑记中，王象之就纠正了前朝名人的不少谬误，为后人留下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依据——原镇江府丹徒《梁太祖文皇神道碑》，辨其为梁武帝文；《成都府殿柱记》应作于汉兴初年；而嘉定府《移水记》，实非郭璞所书。
再者，王象之还考察了台州临海庆恩院、定光院、明智院和婺州义乌的真如院诸碑，以及福州乌石《宣威感应王庙碑》等碑文，发现皆书有“会同”两字，证明五代期间的吴越之地，曾使用过契丹年号。
纠错辨误，只是王象之倾情发力的一个支点。较之于其他地志，《舆地纪胜》还有诸多独到之处。
在编纂体例上，每郡自为一编，以郡之溯源为编首，诸邑次之，郡之风俗又次之，自此“地理总志的编纂才真正走上了规范化道路”。
在内容采集上，《舆地纪胜》对“郡中山川之英华，人物之奇杰，吏治之循良，方言之异同，古老之传记，以及诗章文辞之有关风土者，莫不摘其要而记之”，并“将诗和骈体文作为独立类目来注释一地之风俗景物”，此乃地志书的首创。
在物事归类上，王象之把一般地志中的山水、井泉、亭台、楼阁、佛寺、道观等内容悉数收入“景物”门类，重要地名的由来则单独注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象之的编纂风格克服了以往地志过于严整、枯燥的毛病，不仅丰富了地志叙事美学色彩，还增强了地志的趣味性和人文性。
南宋资政殿学士李文肃在《序言》中写道，《舆地纪胜》是王象之毕生精力和智慧的结晶，“论次积日而成，致力非浅浅者”“学识之博，收拾之富，考究之精，会萃之勤”,无出其右，简直就是“南宋地志的‘百科全书’”。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教育家邹逸麟（1935年—2020年）也说：“王象之写此书的目的非仅限于佐人笔端而已……其学术价值不仅远远超过与其体裁相仿的《方舆胜览》，而且不低于此前的四部总志，某些方面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
《舆地纪胜》凡200卷，编纂始于嘉定辛巳年（1221年），而现今见到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已散佚包括温州、婺州、衢州、处州在内的31卷内容，未免美中不足。
尽管如此，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勇先认为：“无论是内容的详实该洽，还是史实的可靠性，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正史《地理志》和地理总志，代表了南宋以前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目前学术界对《纪胜》一书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王象之在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三
初春，万物尚未复苏。我幽居在家，逐字逐句研读刚上手的《舆地纪胜》，纸页上浮现的这位乡贤，形象模糊而遥远，却又神秘地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相连，令人肃然起敬。
“王象之志行高洁，为著《舆地纪胜》辞官远游。因出身仕宦之家，资财尚裕，但因潜心著作，无意治理家业，（兄弟）分家立业后又数次长期远游不归，花费甚巨，后逐渐衰败。《舆地纪胜》成书时，已感‘终年拮据’，不得不向亲友筹集出版镌刻之资，到宝庆三年（1227年）才将此书印行于世。三年后，王象之在精力耗尽、贫病交加中去世。”（《磐安先贤录》）。
静读如此冰冷的文字，内心油然生出莫名的伤感——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但转念一想，这样的人生又何尝不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俗世逻辑呢？嗟呼，自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
人的一生实在太短，做不了几件想做的事情。当王象之选择了写作，就退化了别的生存功能。山民们躬耕陇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尚且过着困苦生活，王象之乃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既不会扶犁挥鞭，也吃不消掏葛砍柴，码下的文字又不能换钱果腹，长此以往，即便再殷实的家底，也会被坐吃山空。
山民过日子，不势利却很现实。他们把务农称作“做生活”，土地上的劳作，让他们从小就懂得，天底下没有比“做生活”更累、更苦、收入更微薄的职业。
做生活，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你想想，王象之只“嬉”不“做”，吃闲饭啃老本，活脱脱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怂人”（方言），即便不遭家人嫌弃，亦会被其他人看扁，更不会有人怜悯。
软弱无能者，曰“怂”。不过，若将“怂”字拆开，看到的却是“从心”——遵从心意，平淡充实地度过一生，即便穷困潦倒，不被待见，又有何憾呢。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个人消失了，他曾站立的大地还在——山高水长，祖籍分明。
四
遗憾的是，《南里王氏宗谱》说，王师杞（即王师古）育有5子：炳、奕、火阜、熺、烘。宗谱与吴师道《敬乡录》所载竟少了“涣之、节之”，到底哪个准确？笔者之所以采信吴师道的文字，乃基于王象之《舆地纪胜》之《自序》。
再者，王象之在《自序》中还说自己是“东阳人”。而四川大学教授李勇先在《<舆地纪胜>研究》中认为：《宋史》有《王霆传》，称“东阳人，著有《玉溪集》”，以此推知“东阳王氏一家之学，确有渊源”，并猜想：“王象之与王霆之间或许有什么关系，但证据不足，故不能作为推断王象之籍贯为东阳县的理由”，以致得出王象之为“婺州金华人”的结论。
总体而言，李勇先教授的推断没错，东阳和磐安原本是一家，尽管分分合合，但地域文化连筋带骨，兄弟亲情更是血浓于水。至于史书所载王象之与王霆的关系，正如李勇先所说颇有“渊源”，王象之是王霆的亲叔叔。
据传，王霆将军膝下无子,王象之还把一个孩子过继给他。私下觉得，倘若王象之日子好过，又怎会把亲生孩子过继给人家呢？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亲侄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