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骡子马受惊”，是句谚语。意即表面惩罚的是骡子，实际要儆戒的，却是旁边的马。历史上，不乏这样的骡子，也不乏这样的马。

为何要打骡子？大概骡子与驴和马两个阶层，都有血缘关系。单打驴，或单打马，都难有惊吓全覆盖的效果。只有打骡子，才能达到让血脉相连的马和驴集体觳觫的目的，还可以让只管拉车不看路的牛，也同时感受到恐惧。

问题来了：骡子一角选谁当？考验导演智慧！一度火遍荧屏的雍正帝，是个越是需要打西，越是故意指东的人。雍正四年（1726年），年羹尧被诛，引发读书人和八爷党强烈反弹。雍正不愿担“卸磨杀驴”之责，急需一头能够让官场静默，读书人闭嘴的骡子。

这个人必须能代表读书人，还必须在官场显达。这两条都符合的钱名世，成了挨打的骡子不二人选！原因：一、钱名世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一甲探花，妥妥读书人领袖；二、官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最为关键的，是钱名世与年羹尧有同年之谊，还曾写诗颂年。

颂年被雍正定性，为“不知大义，廉耻荡然”。依此，要求读书人，选边站队，写诗表态，规定“可令在京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记其劣绩，以敬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动，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善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

雍正命钱名世，将御赐“名教罪人”匾额悬于大门口，殃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此处，打的是骡子钱名世，惊的是读书人这些马和官场那帮驴。这一剧本套路，并非雍正原创。早在明朝，权阉王振就曾高调导演“打了骡子马受惊”大戏。

王振擅权，文武百官皆噤声，翰林侍讲刘球公开反对。警示文武百官的骡子角色，毫无悬念地落到刘球身上。《明史纪事本末》载，“公卿率趋谒，球独不为礼”，省去台词和情节，直奔打骡子惊马和驴主题，“振即令其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以计杀球”。

期间，薛瑄升任大理寺少卿。朋友建议，应到王振府上致谢。《明史》载，薛瑄态度坚决，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不谢，倒也罢了，还对着干，“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结果，王振“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

王振版骡子刘球、薛瑄被打之后，觳觫中的马和驴，多选择谄媚续命。典型如工部右侍郎王佑，《明史》称“佑以谄媚超擢，与兵部侍郎徐晞极意逢迎之”。王佑最遭后人诟病的，是回答王振“王侍郎何无须”问，“老爷所无，儿安敢有”？

事实上，面对刘球被杀，薛瑄被囚，读书人奋起反抗的结局，无非徒增几个刘球、薛瑄而已！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代，最高权力无法得到制约。无论是司马衷临朝，抑或李世民治世，作为马和驴的臣子与鸡犬不如的百姓，只有恭顺一条路可走。

试想，当纣王选比干做儆戒百官的骡子，比干那颗淌着鲜血的心脏，足以让作为马和驴的百官，只剩下失魂的恐惧和蚀骨的顺从。“打了骡子马受惊”，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屡试不爽，常用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