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素来有两个基本的标准：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前者着眼于历史人物的人品和道德成就，后者则是着眼于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清末民初，那位被当作“世界上最后一根辫子”的辜鸿铭，很多人视其为“怪人”，对他的评价也不例外。

辜鸿铭的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归结为“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留学英、德、法，除了中文，还精通九国文字，曾获文理工哲13个学位），婚在东洋（日本），仕在北洋（北洋政府）。他将《四书》翻译成书介绍给西方，使东方文化为世界所了解，他也成了西方人眼里的东方文化代言人。辜鸿铭擅长对中西文明作比较（在比较中也不乏走极端而导致“畸变”，如认为中国的“人治”远优于西方的“法治”）。他从三个层面谈及中国文化精神，言简意赅，颇中肯綮：“平民阶层，力行近仁；学者阶层，好学近智；领导阶层，知耻近勇。”深谙西方文化背景并洞察西方文明弊端的辜鸿铭，其卓荦之处在于：当西方对中国文化歧视时，他敢于说“不！”当民族虚无主义者力主“全盘西化”时，他敢于说“不！”（顺便一提：辜鸿铭将“民主”——Democracy拆成Demo-Cracy——魔鬼-疯狂，既流露出他对西方民主的讨厌之情，也反映出西方民主的虚假一面）当国人轻忽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隔膜而推崇西方传教士时，他敢于说“不！”这无疑彰显出辜鸿铭独特的人格魅力。从1901年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172则《中国札记》，阐述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出版，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倘论当年的国际影响力，国人似无人堪与比肩。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说“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毛姆访华与之晤谈后，对这位自称“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很是崇敬。1913年，辜鸿铭和泰戈尔同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有些史书说辜鸿铭保守、落伍，实不尽然。他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看到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合乎标准的土著货）时，提笔改为“Chinese goods”，突出了“中国”含义。同僚认为：习用日久，乍一改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怒言：“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应该说他身上充满着矛盾，不妨兹举三例：一、他拖着长辫不割，明明是清朝皇室的忠臣，但在全国上下为慈禧太后祝寿时，却在张之洞主持的庆典上作《爱民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肆无忌惮地讽喻当朝权贵。二、面对民国初年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他力主恢复帝权的尊严，但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把“筹安会”讥为“臭安会”。袁世凯逝世后，当局明令全国举哀三天，他却请来戏班子闹了三天。三、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竭力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但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蔡元培、胡适过从甚密。蔡元培两次被迫离开北大，辜鸿铭都与之共进退，毅然辞去北大教授之职，以示支持。胡适曾于1935年写下《记辜鸿铭》，追忆两人的和睦交往。作为清朝的遗老遗少，辜鸿铭既有对末世的厌倦和不满，又有对末世的依存和眷恋；既有对新事物的渴望追求，又有对新事物的恐惧和不解。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肺病医治无效去世。李大钊在这位北大同事生前就赞誉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中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学者张中行则认为：“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名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相隔15年，张恨水写《辜鸿铭决不会再生》云：“辜老头子既有小辫，当然是不会看风色，不会投机的好糊涂虫，于今有办法的先生，有不看风色不投机者乎？”

当年辜鸿铭拖着长长的一条辫子走进课堂，引发学生笑声，他坦然而幽默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谁敢说自己精神上没有残留一条辫子呢？”此言于今依然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