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有言：“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当新冠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核酸阴性证明成了上路“必备”，少串门，多读书，既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又丰润了个人的心灵，何乐而不为？

黄宗江先生亦曾言：“都说人生有三情：亲情、爱情、友情。还应有一情，曰书情。有此情，三情方充实。”此话委实深入吾心。我出身于贫困农家，慈母曾笑言往事，说我幼时“抓周”，家中原无笔墨书本，还是父亲从一民办教师那儿胡乱借得几样，可我偏偏视而不见……然而，多年之后，我还是与书本结了缘。先是读书，然后教书，直至写文出书，可谓书缘缠绵，相看不厌。

我的童年，一如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色彩单调得近于晦暗，所以，读书常常成了一种奢望。记忆中，我唯一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书是识不了几个大字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带回的，页折角卷，惨不忍睹。父亲不看时，我便胡乱翻翻。因书中遍是拟声拟态，多用儿童语汇，倍显诙谐搞笑，我就东挑西拣地寻些有趣的情节囫囵吞枣地看着玩儿。

那本残破的《西游记》若算是“剧本”，我便是“导演”兼“主演”，在庭院大树下，在月下草堆旁，在田头瓜庵边……我充满想象而又夸张十足的表演，总会赢得一片艳羡与期待的目光。就是这本“衣衫褴褛”的《西游记》，却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镀上了一层耀目的华彩，像一颗璀璨的星，闪烁在我生命最初的印记里，让我遐思翩飞，笑泪迸溅。

我读中专时，校园内外曾掀起了一股“汪国真热”，诗句流行，杂志风靡，令人眼花缭乱，却又印象茫远。唯台湾作家张晓风，以一篇简净而柔情、细腻又温婉的《地毯的那一端》，顷刻间引爆了我隐秘的品读渴望，令我热血翻涌且刻骨铭心。《初雪》《愁乡石》……一篇篇，一页页，安抚着、慰藉着一个青涩懵懂的毛头小子那躁动又迷惘的心，可谓晓风自清爽，惹人总沉醉！那些经典之作始终在我的手边、枕畔散溢着恒久的芬芳，让我常读常新常觉温暖。

书读得多了，心头自然生痒，于是，写作的路又自然而然地在我脚下延伸，曲折向远。其时，身陷困难企业，我一心想摆脱语言的平庸，渴望笔底生花并由此“杀”出一条生路来。所以，我对钱钟书的《围城》算是一见倾心，以至不忍释卷，即便多年后执教时，仍常带进课堂，给弟子们作“现场解剖”。别的不说，谈到修辞，论及比喻，书中可谓俯拾即是，什么明喻、暗喻、借喻、博喻，随处可见。完全可以说，这座“城”就是用比喻的“砖”砌成的。作家说风俗，道社会，聊爱情，话人生，褒扬贬损，揶揄嘲讽，入木常三分，一针总见血，你不能不拍案叫绝！

那时以语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还有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凯旋门》和作家方杞的《方杞散文》。《凯旋门》的语言，乍看较内敛，但张力巨大，貌似平淡，味之则奇，字里行间感情充溢，蕴含着人生哲理，有着令人惊喜而倾慕的“杀伤力”。而《方杞散文》的语言则纯净诗意，且不失趣旨与义蕴，可谓别有洞天，在这浮华盈目、喧嚣充耳的现世，更值细品深思。

年岁日增，读书渐丰。散文、随笔、小说集，鲁迅、沙翁、张爱玲，图书馆、新华书店、家中的书房……都成了我的“精神疗养院”。最感慨的，还是离开企业后，我凭借那些年的读书积累与写作功底，顺利走上了教师工作岗位。

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书，教学，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使我在工作中少了一些捉襟见肘的尴尬，多了几许游刃有余的从容。读书可悟教学之道，书中能觅育人良方，可以说，能读有所获，思有所得，并且以自己的汲取积蓄，向弟子们传递正能量，陪他们一起读书，撰写感想，点燃希望，一起成长，成了我不变的追求。

国家在发展，社会在前进。随着高品质的公共阅读空间“城市书房”花开处处，我等囊中羞涩的书虫往日购书时踌躇万端难取舍的窘迫飞逝。素日余暇，踱进“书房”，可蹭空调，可连WIFI，坐拥万千图书，胜似君临天下。“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颠。”在读书从教的路上，我会紧随时代的脚步，矢志前行，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