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是民国时代纯朴的高官。他带兵数十年，官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位不可谓不显赫，想搜罗财富拥有无数机会，却始终清廉似水，视名节如生命，逝世时家无余财。二战时接替史迪威成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官吏中，除了冯玉祥，没有不贪污的。这句话对其时的官场是否定的，却也同时高度赞颂了冯玉祥的为政品质。

冯玉祥从不讲究吃穿。他在家里吃饭，非常简单，经常将白菜、胡萝卜、西红柿、牛肉混在一起煮，然后再下点面条。穿的也是粗衣。1932年1月1日，曾做过民国政府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在上海行律师之业，第一次见到冯玉祥，便对他的朴素印象极深，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冯穿蓝布棉衣裤，缠布带，宛然一乡农也。”

自己不尚吃穿，待朋友也是不推崇物质，而看重情谊。1936年，冯玉祥从泰山移居南京，请经济学家千家驹给其讲“中国财政问题”，每周两小时，时间是晚上，他派人接送。讲课在一间大会客室里，挂着一块小黑板，千家驹讲了七八次，冯玉祥不仅聚精会神地听讲，还认真做笔记。相隔不久，《冯玉祥在南京》一书出版，附录中赫然有“中国财政问题”全文，署名为“千家驹先生讲，冯玉祥笔记”。那个时代大知识分子少，学者讲学的酬金也比较高，冯玉祥开不起钱，便送给这位老师一大车西瓜作为酬劳，据说西瓜是他自己种的。

在底层人士面前，冯玉祥从不高高在上。北伐期间，冯玉祥与蒋介石在一个叫党家庄的小火车站会面，两人席地商讨应战大计，冯玉祥突然爬起来，未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到马路边上，去帮一个过路的车夫推车上坡。这件事使在场的蒋介石秘书钱昌照非常震惊。

在国人看得到的场合，冯玉祥很纯朴，在国人看不到的场合，冯玉祥也同样如此。

1946年，冯玉祥赴美国考察，住在纽约一家中等旅馆，房费每天10元，折算成月租，需要至少300元，他嫌太贵，费尽口舌和腿脚找到一套便宜的公寓房，每月租金只42元。房租低，房子的面积自然很小，安排不过来。一间大点的卧室归冯玉祥夫妇使用，另一间小卧室安排女儿夫妇居住，其五女、六女晚上睡客厅，小儿子冯洪达假期从学校回家，则在杂房里打地铺。

冯玉祥是大名人，在外面难免有些应酬。他请客从来只下小馆，每人两块三明治，一盘生菜，一杯牛奶，便是一顿。有时多花了块把钱，还要在日记里狠狠责备自己。那种极端的自律，使人想起当年的曾国藩。

为了节省生活开支，也为了让家人不丢掉纯朴的品质，冯玉祥没有聘请厨师、保姆之类的家政服务人员，一切家务由妻子和孩子分担。他们每人轮流一周做饭，小儿子还要兼着跑外的杂活。轮到自己的做饭时间，孩子们会主动掌勺，做父母的有时间便打打下手。冯玉祥赴美考察时，小儿子在柏克莱上学，放寒暑假回来，冯玉祥不是将他送到林场去学伐木，便是让他到奶牛场去刷奶瓶、挤牛奶，从不娇生惯养。

所谓纯朴，其实就是秉持赤子之心。衣食只求温饱，不求奢华，而不在乎无法留之长远的面子。做人看重天真、善良、正义，不夹杂城府，不谋求利益交换。虚假的纯朴不过是一种人设，当事者关心的不是它真不真、久不久，而是能否被人看见。能够被看见，便觉得有意义；不能被看见，会觉得没价值。出自本性的纯朴是一种信仰，当事者关注的是自己的坚守是否落到实处，能不能对自己的良知与道德感有所交代。

单凭在看不见场合依然纯朴这一点，冯玉祥便胜过了民国时代的万千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