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世上，得有点骨气，与外界有悖于己的事情较较劲，有时也是骨气的表达。只是，不同的较劲方式带来的效果大不一样。

曾国藩当上礼部、兵部、工部副部长不久，就给新任清国老大咸丰帝写了一道《应诏陈言疏》，对当时的官场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折粉饰，而语无归宿。”事情怎样解决呢？老曾建议皇帝举行“日讲”，也就是加强学习，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制度，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及时脱颖而出。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咸丰帝这“新官”不但感受到了国人的巨大期待，还明显承受着外敌入侵的重重威胁，自然期待将这几把“火”烧猛点，最好烧得路人皆知，烧出一片朗朗乾坤，让自己有机会当当历史明星。他先把曾国藩大大表扬了一番，说其“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然后又命令老曾详加解释。曾国藩领命之后，精心准备了一份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讲堂布局的图表。曾国藩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没谁给老曾上过美术课，这张图自然画得很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后，曾国藩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人家不问他的态度真不真诚，提出的对策有无道理，其时的政风该不该改变，而是讥笑其“画图太陋”。

朝中官员攻击曾国藩所画的图表只是个借口，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两件事：一是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京官、地方官进行了广泛批评，使他们明显感受到了“职场压力”；二是曾国藩这乡巴佬提拔得太快，“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是个什么速度啊，这样的好事干嘛不落到我头上呢？但皇帝既然已经肯定曾国藩的奏折，向来见风使舵的京官们自然不敢在实质内容上说三道四，只好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找找岔子，让曾国藩体会一下遍地是敌的滋味。

曾国藩也曾感到深深的屈辱，然而，他没有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对这些人“精准打击”，更没有怂恿皇帝对其“定点清除”，而是将时间与精力放在干事上：在京，尽心王事，从来不敢懈怠；出而办团练，领湘军，做总督，办洋务，开新式军工厂，废寝忘食。他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出京以后，给他拆台的朝廷官员少了，更多的是为他说话的人，从满族王公到汉臣都有。

一个人想做点事，难免会遇到不理解甚至出手阻碍你的人。有的人沉不住气，总是急于与对手较劲，你说我不对，我就到处向别人显示自己比你高明，甚至向上级告状希望把你压下去。结果该做的事没做好，与周围人的关系越弄越僵。有的人也不是不在意别人的批评，但他们更愿意选择与事较劲，也就是将想做、该做的事做得漂漂亮亮。他们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见证，历史是最牢固的丰碑。

与人较劲还是与事较劲，心情是不一样的。与人较劲，你脑子里随时都是不愉快的记忆，很难嗅到快乐的花香；与事较劲，你的眼睛只会盯着既定的目标，你会为每一个积极的变化而欣喜，为每一项意料之外的帮助而感动。心情变好了，做事就能集中精力，时间便不会虚耗。

这个世界终究是靠人做的事来成就的，真正的努力终将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