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先是军阀你打过来，我杀过去，后来是日寇大规模入侵，大半国土沦丧，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是那个时代最形象的写照。

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就在那样的乱世里，一些有骨气的文人依然坚守着道义，支撑着家国。

1919年5月，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闻一多接连收到两位哥哥的来信，说父亲要求他回乡度假。实际上是父母知道北京局势很乱，希望闻一多回湖北躲躲。当月17日，不满20岁的闻一多给父母回了一封信，其中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两大人虽不见男犹见男也。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靡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两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就回家还是离校的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他希望父母理解自己的选择，支持自己在国有危难时挺身而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其时的林徽因正与夫君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考察唐代建筑，并不知道北平城里发生的事情。7月12日，两人骑驴走出五台山，方知山外的世界面目全非。在路上，林徽因给女儿梁再冰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到“七七”事变：“现在我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的，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一点小事就出兵打我们……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们就守在北平，等打胜了再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中国人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表面上看，林徽因的家书与闻一多的区别很大，后者谈论的是个人在内政中想要坚守的立场，前者则是表白自己对外敌入侵的态度。但其内里却高度一致，那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全国家，承担一个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

闻一多与林徽因家书中的别样情怀，无法不让人感动。民国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实现，类似于阿Q和华老栓式的愚民并不罕见，替黑暗背书、为邪恶站台的人占了一定比例，作为那个时代的明白人，他们超越个体得失、不计生命安危的品质，犹如雪地上的梅花、蓝天中的白云，自然显得格外耀眼。他们并非作假，而是用整整的一生证明了初心：一个在黑暗年代以生命殉理想，一个在艰难中守护着民族文化，直至春暖花开。

世间没有无因之果，闻一多与林徽因强烈的家国情怀，首先与其对社会的认知有关。自私自利的人看到的永远只是一己的身影，这些人不知他者，更不知民族、国家。格局宏大的人则会认识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国家安宁富强，自我才有幸福。

闻一多从小生长于书香门第，父亲教他从小读《汉书》等古籍，小时候便从诗书里体会到了家国的分量；林徽因更是出身于名门，其父亲林长民在当时的政坛上非常活跃，曾做过国务院参议和司法总长，林徽因不仅自幼熟读传统经典，长大后更从长辈的做人处世中领悟到一个人应具的天下情怀，所有这些无形中影响着他们后来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