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记者说，他的相貌的表情常常是冷酷而苦闷。身长五尺四寸，肩幅极广，面上多痘疮疤，脸皮作赤茶色而粗糙，鼻硬而直。指短，且五指长短略等，手的背面长着很长的毛。头发多而黑，永不梳栉，永不戴帽，常常蓬头出外散步。起风的日子，他的头发就被吹得像火焰一般。人们在荒郊中遇见他，几疑为地狱中的恶魔。”

这段文字出自丰子恺笔下，所描述的并非艺术形象，而是历史人物——贝多芬，一位今年12月16日全球文化界为其诞辰250周年而狂欢的圣贤。

外表之丑、行为之癫、性格之戾，皆为贝多芬“心中所怀抱的大苦闷”，而“苦闷的源泉，全在于他所罹的聋疾”。

对贝多芬的剖析，丰子恺略有偏颇。聋疾为祟一生固然致命，但贝多芬之大苦闷更多来自其不幸的童年：3岁时视其为掌上明珠的祖父不幸早逝，少年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与朝夕相处的弟弟相继离世。成长于嗜酒如命的父亲棍棒之下的贝多芬愤然写下：“不明白死的人真可怜，而我15岁时就懂了！”

对贝多芬而言，音乐既是“苦恼的赴诉处”，亦为“苦恼的逃避所”（丰子恺语）。诚哉斯言。让多舛命运叩门之声流淌绝美音符，从人生大苦闷中凝练英雄灵魂。如是贝多芬，丰子恺才奉作“心的英雄”，而绝不止于音乐家角色。故而，当代古典音乐宗师巴伦博伊姆断言：“贝多芬音乐是面向所有人的。”

将贝多芬列入专著《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与《近世十大音乐家》的丰子恺，1919年6月携手吴梦非、刘质平共同开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以研究艺术教育为宗旨”，“以养成中小学校专科教员，冀促进美育，辅导工艺为目的”（1919年7月4日《申报》）。三人分别担任图画主任、校长、教务主任兼音乐主任。

“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李叔同语）。三人皆为李门嫡传弟子。李叔同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今杭州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吴梦非经历人生首次公开演出。这场在西泠印社内柏棠大厅举行的音乐会乃“浙江学校有音乐会的创始”，张贴会场的节目单由李叔同手书。吴梦非首演的曲目正是贝多芬钢琴曲《月光》第三章。

走出师门的吴梦非在《比妥芬与月光曲》一文（1921年第6期《美育》杂志）中慨然道出：“‘月光’曲为乐圣比妥芬之杰作，西人知道比妥芬之名者，莫不联想其‘月光’，吾国西乐幼稚，鲜有能奏是曲者，并亦不知其杰作有‘月光’，爰急为介绍之于吾国之音乐界。”承袭李叔同1906年在《音乐小杂志》对贝多芬“乐圣”的尊称，吴梦非将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并列为“古典派的三大乐圣”。

百年前，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被“实开吾国美育之先导”（吴梦非语）的李叔同确认为“足以承绍家业者”，合力创办我国第一家高等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第一家美育社团（中华美育会）、第一家美育期刊（《美育》杂志），其初衷“在于使一般国民常常接触艺术和教养国民得着美的趣味”（吴梦非语）。

美育何以与德育、智育、体育、劳育平分秋色，正因为“‘美’是人生一种究竟的目的”（吴梦非语）。美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美育可满足人民对美的向往。恰如李门所痴迷的贝多芬，让音乐幻化为“灵魂的声响”（丰子恺语），使世人“感精神之粹美”（李叔同语）。

大美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