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真是大手笔，“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看似不合逻辑的句子，蕴含了多少人生感慨。人才得不到赏识，庸才反而高居要职，现实中比比皆是，于是每见那种能够发现、重用人才的伯乐，总能让人感慨系之。

上世纪60年代，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拟在国画系开设书法篆刻科，因美院内并没有特别合适的教师，校长潘天寿就设法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陆维钊调过来，委托他筹建并担任学科主任。

潘天寿是怎么发现陆维钊的？笔者最近读到一则史料，颇为感动。

一次，潘天寿与吴茀之一起游西湖，在三潭印月的一个画廊里，看到了一幅山水画，觉得不错。潘天寿又仔细看了画上的题跋与书法，发现都十分出色，一打听，才知这是杭州大学古文教授陆维钊的作品。潘天寿大喜过望，因为在他看来，书法不仅仅是技法，首先是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上长出的一个果子。陆维钊文化底蕴深厚、书法功力非凡，正是书法篆刻科需要的老师。当时，浙江中医学院也准备调陆维钊，因陆对中医也有很深研究，但他感于潘天寿的知遇之恩、求贤之诚，最后选择去了美院，在全国高校中遂先开设了书法篆刻科，成就了美术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张宗祥赏识姜东舒的故事，同样闪烁着人性光辉。

1958年，为了养家糊口，姜东舒在浙江图书馆当临时工，负责打扫卫生、打杂。由于他喜欢写写画画，管理员常将写标语、指示牌的杂务，交给他完成。虽然都是“请勿随地吐痰”“请勿大声喧哗”之类看似“不入流”的内容，但姜东舒却将之看作创作，一笔一捺，竭尽全力。一天，浙江图书馆馆长（1963年起担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偶然见到了这些标语，十分诧异，就问谁写的。旁边的人不知啥事，就说是个临时工写的。张宗祥要求马上把“临时工”叫来，当场将他收为自己的关门弟子。姜东舒后来成了名家，曾任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不枉张先生的一番知遇之恩。

我们当然可以说，陆维钊、姜东舒的成名成家，他们自己的努力与天才是最关键的。不过笔者却想说，潘天寿、张宗祥之所以能够成为书画艺术界的泰斗级人物，与他们的知人之明、助人成功的能力密不可分。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伯乐越多，千里马才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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