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地球村之喻堪为绝佳。

本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召开。周一，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加以维护，并强调，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签署。签署序列按四个发起国（中、法、英、美）的英文字母，中国列于首位。首位提笔签字者为中国代表团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这位在坐落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从本科到博士学业的国际法学人未曾料想，四年后，联合国总部竟落户纽约。

纽约，这位沪上才俊的第二故乡。在纽约寓所，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以97岁高龄驾鹤西去，紧紧依偎母校以及由他亲身见证诞生的联合国。当天日记仅书一言：“这是平静的一天。”

无需赘言，顾维钧人生中最宁静的一天当属辞世这天，1945年6月26日则为人生中最华彩的一天。以其近一个世纪的漫漫人生旅途来丈量，尚有最激情的一天，1919年1月28日，在凡尔赛宫，尚有最悲惨的一天，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

1919年1月28日，在凡尔赛和会上，临军国主义日本企图并吞我国山东之危，身为北洋政府五人代表团成员，驻美公使顾维钧挺身而出，义正辞严道：东方的孔子好比西方的耶稣，孔子诞生地山东也就如同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绝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语惊四座。这是我国外交史上首次对列强斩钉截铁地抛出“不”字，铁骨铮铮。陈道明在电视剧《我的1919》和电影《建党伟业》中扮演顾维钧，便再现这份凛然之大义。顾维钧由此一鸣惊人，遂享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誉。

1919年6月28日，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断然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忿然拂袖而去。“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顾维钧怅然写道。因世道昏暗而人生悲惨。

昏暗，何止世道，更有百年前朽木枯株的政权与内忧外侮的国运。在《联合国宪章》签署之前，公理难胜强权。弱国无外交，唯有任人宰割。“欲以姜桂之性言外交，毋乃启强邻之怒而速自亡之机乎？余答曰：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博期间，顾维钧曾撰有《中国外交私议》，矢志改写此条铁律，并提出我国外交之孱弱可归因于三点：“一曰无法理之思想，朝野上下不知法理为何物……二曰无统系之办法，部臣与疆吏异意，督抚与僚属殊方……三曰无胆识之外交家……始则延宕以避之，继则婉词以缓之”。民族复兴所需外交家，“必有法学上高等之学识，料事决谋之果敢，所谓足智足勇是也”。

以顶戴常春藤博士学位在全球学界游刃有余，顾维钧堪作足智；以舌战欧美日霸权列强在国际政坛纵横捭阖，顾维钧堪称足勇。

一场人生，四个一天，拼凑的则为一幅华夏儿女谋复兴、谋幸福、谋大同的壮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