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小锋 整理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日军侵华期间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造成的疫情，曾给义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回首年初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广大医护人员在这场抗“疫”之战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0年代初，在义乌抗战、抗“疫”双重考验之下，也有一批白衣战士，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有的甚至英勇殉职，献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就有一位壮烈牺牲的抗“疫”勇士，他叫刘宗歆。

刘宗歆(1912—1941年)，浙江上虞人。193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他努力学习各门功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两次赴南京请愿。1933年6月，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曾经到新四军小河口军部后方医院工作。1940至1941年，担任医疗队长，先后在浙江衢县、义乌废寝忘食，防治鼠疫。1941年12月30日，因抢救病人感染鼠疫，以身殉职，时年29岁。

这是通过网络检索人物信息和《重读抗战家书》的人物介绍，搜寻到关于刘宗歆生平的简要记载。义乌本地缺少对刘宗歆生平的详细资料。今年4月和7月，笔者与同济大学校史馆、同济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班刘宗歆烈士专访组进行多种形式的对接和交流，初步厘清刘宗歆烈士生平事迹。本文综合各种史料线索，探寻刘宗歆烈士求学、从医、抗疫的轨迹，追忆和缅怀烈士当年的精神风采。

一

同济求学过程中的刘宗歆

1912年6月，刘宗歆出生于浙江上虞横塘乡，后被做银行经理的父亲接到上海。父亲希望他今后学习金融专业，刘宗歆却认为中国医学落后于世界，更愿意学医。他先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后进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同济大学很早就建有中共地下组织，求学期间，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逐渐形成。1931年9月下旬到12月，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上海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曾三次组织数千学生赴南京请愿，刘宗歆便参加了其中的两次。

1937年5月至7月，1937年上半年，为了让医学院的学生适应战争时期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全国医药专科学校学生集训队，学习军事技术与战术，战地医疗救护技术等。刘宗歆积极参加了这次学习，编在一中队一区队二班。他在集训日记中写道：“军人的生活真是刻板极了，一切都非常整齐，简单，敏捷，非如此训练，不足以应付战时的环境，这话我很相信。纪律和忍受，是整个生活的基础，也可说是：生活的全部了，我希望体验一下这种生活的实质，所以总努力守纪律和忍受，虽然同时也感到许多痛苦。”面对艰苦的军事训练，他在日记中自勉道：“要拿些勇气出来，天下事，只要训练，多半是可以成功的。我希望在这里确实学到一些新的学识和技能。”

1937年5月13日，刘宗歆在南京集训时写给妻子陈娟（舍子）的家书，对全民抗战前夕南京的现状进行了描述。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犯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抵抗。同济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救国会的号召，参加救护伤员、救济难民等活动。同济医学院建立起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师生们紧张地投入到了抢救伤员的工作中。随着上海的失守，同济大学开始内迁，医学院的学生分三路迁内地，刘宗歆一路上边迁移边掩护伤员转移。到达江西吉安白鹭洲后，医学院暂时安顿下来继续学习，并在该地举行毕业考试和分配。

在1938年7月1日毕业前，刘宗歆毅然报名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所属的金华大队第6中队第67医疗队任医师，决心奔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前线。他在6月11日于江西吉安白鹭洲给亲属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现在又加入红十字会医疗队了。大考已完，成绩还满意。两三天后，就动身到金华去。金华现在比较算是前方了，伤兵很多，没有好医生来救护……金华现在虽然比较危险，但我们仍是前去，多少人被枪杀了，多少财产土地被毁灭劫去了，难道我个人的生命，还过分的重视！我很高兴到前方去。”

时隔77年之后的2015年9月22日，同济大学99岁高龄的老校友乐彩臣向母校捐赠珍藏多年的一批史料，其中有一件是署名刘宗歆的题赠卡片：“油头粉脸，总是斜路；埋首苦干，才算正道。”落款的二七年，应是民国二七年，即1938年。这张卡片是当时胸怀报国之志的刘宗歆恰如其分的写照。

二 服务新四军后方医院的刘宗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籍华裔生理学家林可胜筹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自任总队长，组织医疗队奔赴各抗日战场。新四军军部军医处长沈其震请求林可胜援助，林可胜派遣第67医疗队赴新四军工作。1938年7月，刘宗歆参加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金华大队第6中队第67医疗队，经淳安、屯溪、黄山、太平至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67医疗队由3名医师率十余名护士和护理人员组成。到军部之后分成3个小组，刘宗歆带领一个组到小河口军部后方医院，与新四军的医务人员并肩战斗。

在医疗队的支援下，当时的新四军前后方医院均设门诊部、化验室、手术室，能做一般化验和较为复杂的手术，后方医院还设有小型的X光室和发电机，晚上手术室开刀有电灯。并且，医院先后建立起了较为正规的医疗和护理常规制度。病房虽是祠堂茅舍，设备简陋，但医护人员以忘我的热情进行工作。这些医疗院所，除了为新四军服务外，也经常为当地群众治病。每次遇到需要出诊的伤病员，刘宗歆总是随叫随到。

刘宗歆在军部后方医院主持外科及传染科(主要是肺结核)的医务工作，同时还兼任新四军军部高级护士训练班《简易外科学》教师。在一般情况下，上午查病房，下午做手术，少则四五例，多则十余例。前方有伤员送来时，随时进行抢救和手术。在军部后方医院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还曾两次冒险回上海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等。

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人员与新四军的医务人员不仅工作上互相配合，而且一起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亲密无间，形同一家。有的新四军干部因公或因病需要去外地，缺少便衣化装，医疗队的同志就拿出自己的便衣支援。有次有位女干部要外出，刘宗歆就让其妻子拿出旗袍赠送。为了便于新四军的同志通过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还出具证明信，掩护他们开展活动。

刘宗歆在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工作期间，对工作不管分内分外，只要需要，主动承担。有一时期部队战士受疟疾之害，他就主动配合内科，参加防治疟疾的工作。有位女同志要临产了，他就担负起接生的任务。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热情关心伤病员，努力解除他们的痛苦，以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新四军伤病员和驻地群众的交口称赞。1940年元旦，副军长项英主持干部午餐会，刘宗歆与另一位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医师应邀参加，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们。

在此期间，刘宗歆在党和军队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下，政治上积极靠拢党组织，也萌发了参加新四军，跟共产党走的决心。1940年春，在又一次回上海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材时，他把妻子和一子一女接到军部后方医院驻地。在工作之余，他向妻子宣传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救国的政策，并教妻子学习简单的医药护理知识，想在时机成熟时，与妻子一起申请参加新四军，可惜这一愿望由于情况的变化而未能实现。

1940年10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为反对国民党制造摩擦、妄图歼灭位于苏北地区的新四军，组织了自卫性的黄桥战役。为组织好这次战役，做好战时的抢救医疗工作，新四军军部应苏北指挥部的请求，派军医处长沈其震率领一批医务人员去苏北。为顺利转移，这批医务人员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帮助下，化装成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人员，先去金华。刘宗歆及其家属等陪同前往，他的妻子和妻妹精心帮助新四军女同志化装成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人员。到达金华后，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金华大队大队长、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何鸣九等的帮助下，经温州乘船去上海转道苏北。

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有一些皖南事变时撤出后来到金华的医务人员，得到了刘宗歆的帮助，他从经济和物资上给予支持，使他们重回革命队伍，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三 献身防治鼠疫战斗的刘宗歆

1939年至1944年，日军曾多次用飞机向宁波、绍兴、金华、衢县、长兴等地，灭绝人性地实施细菌战攻击，一时鼠疫等传染病在浙江多地蔓延。1941年，刘宗歆由皖南回到金华，奉命担任了第312医疗队队长，在浙江衢县遭受细菌战攻击后，他率队投入到了扑灭鼠疫的战斗中。1941年3月9日，刘宗歆受命到浙江衢县组建临时防疫处，筹设隔离医院，兼任该医院的医务主任，收治感染鼠疫的病人及指导当地防治鼠疫的工作。

1941年秋冬，义乌发生鼠疫，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拟组队前去支援，刘宗歆主动请战，率队前往。他妻子闻讯后，担心出事，跟他讲：“人家都怕鼠疫，不敢去，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去义乌呢？你在衢县不也是在防治鼠疫吗？”他说：“我是一个医生，哪里有病人，就要到那里去。我在衢县防治鼠疫已有一定的经验，我不去谁去？”他又说：“做医生的就是为了救死扶伤，为病人治病，哪怕会牺牲，也要去抢救病人!为了救人，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为了减轻家人的担忧，他安排妻子和女儿回上海，把留下的小儿子托付给当地的保姆，随即带领医疗队赶赴义乌。

来到义乌之后，刘宗歆立即投入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去。他主动率领9名防疫专家和医师组队前往疫情严重地区，设立隔离医院，收治鼠疫病人，实施鼠疫菌苗预防注射，并指挥消毒、灭鼠、灭蚤，实行清洁卫生运动，向群众普及医学知识等工作，还协助卫生当局在浙江义乌一带调查日军投放鼠疫杆菌致使鼠疫流行情形。刘宗歆经常对医务人员讲：“大敌当前，为国家，为人民，要有爱国思想和献身精神，要有无所畏惧的气概，振奋前进。”

在与鼠疫作斗争时，刘宗歆善于联系实际，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有一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当局的浙江省卫生处长与德国防疫专家伯力士来义乌一起研究防治鼠疫的策略。刘宗歆提出：防治传染病的一般原则是“防重于治”，但是，当时义乌地区不仅疫情比较严重，而且，当地群众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还是用烧香拜佛的迷信办法去对付鼠疫，不懂得应找医生治疗。因此，应强调“治重于防”，迅速治愈已感染的病人，用实际事例来向群众宣传，使他们明白得了鼠疫应及时到医院治疗，才能得救。只有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组织群众开展灭鼠灭蚤的预防工作。这一意见得到赞同和采纳，从而使义乌地区消灭鼠疫的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

面对繁重的任务，刘宗歆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心为了抢救病人，常常顾不上吃饭，晚上睡觉的时间也很少。1941年底的一天傍晚，刘宗歆忙完一天工作，刚刚回到宿舍，突然一位老太太来请他给女儿看病。听病情描述，刘宗歆认为是一般疾病，于是提起药箱随同前往。到了老太太家中，检查后确诊这是一位肺鼠疫病人。刘宗歆在冷静地对患者实施了紧急抢救后，立即通知其他医务人员：由于自己直接接触过病人，可能已被感染，并主动对自己进行隔离。由于刘宗歆与病人在一起时间较长，已受到感染，不幸殉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年仅29岁。当时《东南日报》刊登了标题为《义乌鼠疫益烈，红会队长刘宗歆殉职》的消息。

四 刘宗歆身后的史迹和追忆

刘宗歆殉职牺牲后，他的事迹也一再以各种形式被人们所追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国泰影片公司摄制了一部名为《生命交响曲》的影片，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维德、静仪等人为代表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经历各种变故。全力扑灭鼠疫祸害，完成从拯救个人到拯救国家转变的故事。该片的原型正是英年早逝、为国捐躯的白衣战士刘宗歆。

198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授刘宗歆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此后，刘宗歆烈士的女儿、女婿先后多次将烈士的遗物、资料捐献给同济大学等烈士生前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刘宗歆烈士随身携带使用的钢笔由妻子保存，2013年，刘宗歆的女儿、女婿将这支珍贵的钢笔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刘宗歆烈士在南京集训时留下的信件于2000年捐赠给南京市档案馆。

其中，1938年6月11日的刘宗歆致妻妹书，2015年被收入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重读抗战家书》。

义乌历史也没有忘记刘宗歆这一位抗疫勇士。1987年版《义乌县志》在“大事记”篇目中就有记载：“1941年……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312医疗队队长刘宗歆在本县感染肺鼠疫，以身殉职。”

据20世纪90年代义乌相关同志进一步调查了解，刘宗歆当时率9名防疫专家和医师驻守在县中操场前的民众教育馆。刘宗歆死后葬在义乌火车站东面山上。1946年10月，其弟刘钰庭将遗骸运回上虞老家安葬。

本文作者单位：中共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