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未曾暴发抑或挥之即去，各国运动健将当下便在东京挥洒奥运梦想。

体育，在中华文化悠悠长河中只是一个新概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由日本引进，具有强身、竞技、育人之内涵。但体育在古代神州绝非匿迹，称谓之异而已。华夏先民谓体育为习武。

言及习武，妇孺皆知者首推霍元甲。其传奇成为百年来流行文化演绎之母题，八十年代一曲荡气回肠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唱响民族复兴的心声。

110年前，霍元甲在沪病逝，离抵沪未及半年。

离世前一年，英国杂耍艺人奥皮音自恃力大无比，公然叫嚣中国乃“病夫之国”，“沪人哗然”。旋即，沪上贤达“欲聘请技击名家，登台与赛，以显黄魂”。以行侠仗义且倡导“以武保国强种”而名扬四海的霍元甲当为首选。

翌年4月，霍元甲携弟子南下抵沪，以中国大力士的名义，在《时报》发表宣言：“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设擂台当日，奥皮音逃之夭夭。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利器即“黄魂”。霍元甲旋风遂吹遍申江两岸。

借此东风，亟待集聚革命力量的沪上同盟会，主张“无体育不足以强身，无体育不足以强民”理念，力邀如日中天的霍元甲，“拟立一学堂”，使“弱者以强、病者以起”，进而培育全民之“尚武精神”。

1910年7月7日（农历六月初一），中国精武体操学校（1916年4月6日迁入新舍后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横空出世，霍元甲出任武术总教练。

武林历来奉“因袭宗法，师徒秘传”为神明。而精武会“不争门户短长”“熔各派于一炉”“久而久之，自成一种融合南北，取精用弘之技术”。且所传授的不仅限于武艺，足球、篮球、台球、绒球、乒乓、单杠、木马、飞镖、跳高、跳远、哑铃、平台、秋千、举重、拉弓、射箭、袖镖、飞锤、捻石、骑马、溜冰、狩猎、田径等现代体育项目一应俱全。1936年柏林奥运会，精武会便选派三人出征。

乃文乃武，惟精惟一，这是精武文化之内涵。习武之外，学员须修习临池（书法）、图画、国语、摄影、粤乐、铜乐、弦乐、京剧、影戏、医学、雄辩等课程。师资中“毕业欧美得博士学位者尤不乏人”。当然，“体魄之不健全，曷足以言智育，智育之不健全，曷足以言德育”。会旗与会徽上闪耀的黄、蓝、红三星即标识体、智、德三育。三星亦为练功服襟章，以区分学员之等级。缀三星、双星、单星者分别为六年制、四年制、两年制结业学员，无星者为初级修业学员。

精武会毕业典礼令人艳羡不已。1916年11月5日，孙中山莅临精武会技击高级学员毕业典礼并发表训词，继而为《精武本纪》作序，还为建会十周年亲笔题写“尚武精神”横匾。

伟人何以青睐精武会？“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之宗旨道出原委。爱国主义，乃精武会育人之底色。

因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之双重身份而威震日寇的朱庆澜将军，其第三重身份即精武会会长。由其集资创建的中国电通影片公司出品一系列堪为经典的爱国主义影片。风靡最盛者，非《风云儿女》莫属。其主题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朱庆澜将之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即70年来亿万国人所高唱的国歌。

会员陈延年与胞弟陈乔年（陈独秀嫡子）受精武会会长霍守华资助赴法勤工俭学，融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群体，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及彪炳史册的革命烈士。

面对任何血雨腥风，精武人均慨然应对并昂然高呼：“杀一霍元甲，而第二、第三以至无量数之霍元甲继续产生，其又将若之何哉！”

爱国主义须因时而进并因势而新。值精武会创建110年之际，7月6日，由沪上武术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止戈战疫》成功首演。作为全国首部以抗疫为主题的原创武术舞台剧，《止戈战疫》将舞台幻化为“武”台，讴歌“武”敌天下的抗疫英雄，传递“武”往不胜的抗疫精神。时代的召唤，把精武体育这份文化遗产擦亮，历久而弥新。

习武绝非嗜打喊杀，恰如体育与奥运绝非争金夺银。以武止戈，所征服的是身心强健、民族独立、世界和平征途上的艰难险阻。